2018/04/21

在斯坦福大學聽馬英九演講

馬英九 Stanford University 演講會場(衣若芬攝)



剛到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又譯史丹佛),就有老師告訴我,411日馬英九要來演講。
「講什麼?」「為什麼他來演講?」「誰邀請的?」學者的職業病經常發作,尤其是這種非同小可的事情。畢竟,他是台灣的前領導人,執政8(2008-2016),他的政策具有影響力,對於像我這樣長居國外,不時跨國旅行的人來說,外交方面的建樹是直接受惠者。相較從前繁瑣又昂貴的簽證手續及費用讓我望而卻步,如今通過長堤,越過柔佛海峽,就能「偷得浮生半日閒」,出境到馬來西亞一遊,方便多了。
「台灣面臨的三項挑戰:經濟、兩岸關係及民主」,馬英九的演講題目並不意外,也很容易想像他做為卸任的執政者,不免將個人與行政團隊的成績單對照當前的台灣情況。「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會期待馬英九在美國談台灣問題,能發出什麼「一鳴驚人」的言論嗎?
上網報名時,我想到的是:我好奇主辦單位Freeman Spogli Institute(FSI)如何執行這個活動?馬英九如何展現自己?參與的聽眾如何反應馬英九的言論,提出怎樣的詢問?
報名成功後,很快收到電郵回覆確認。活動前一天,收到提醒的電郵,演講在下午5點,415分開始報到,需持有效身份證件,並遵守現場規定。Hoover InstitutionDavid and Joan Traitel Building去年才落成,裡面的Hauck Auditorium能容納400位觀眾,顯然供不應求,445分如果沒有完成報到,座位將開放給後補的人。同樣的電郵在活動當天又收到一次。
會場就在我的辦公室旁邊,幾步走到。工作人員把報名表放在鋪紅巾的桌子上,依姓氏的字母順序分別設置四張桌子報到台。
等待進場時,台灣一家電視台採訪我,問我對馬英九演講的看法。我說我還沒聽呢!哪有什麼看法?記者又問我:台灣僑委會把「華僑」改稱「僑民」的意見?我說我沒有意見。他拐彎抹角似乎要我表什麼態度,比如有什麼目的啦?沒有「華」字的話,有什麼政治預期啦?我也接受過新加坡、印尼和中國大陸的記者採訪過,初次碰到這般台灣記者作風,真不曉得是否是特例。
講座主持人法蘭西斯•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說,他去年到訪台灣時與馬英九見面,提出邀請,言簡意賅,請馬英九開始演說。所謂「名校」,就是在校園裡能遇見你讀過的書的作者吧。福山指出的「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發人深省,他對中國崛起和台海局勢的分析也很受人矚目。
馬英九清唱了一小段Tony Bennett"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回憶他47年前初訪斯坦福大學,連繫他和斯坦福的緣份。他從「太陽花學運」談起,對於占領台灣立法院的學生被判無罪不以為然。關於能源,他質疑"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施行,認為重啟深澳電廠不是明智的決定,會造成空氣汙染,而且成本很大。「轉型正義」、「國民黨黨產」、「九二共識」諸問題,他都對現在的台灣執政當局提出了批評。
現場聽眾以青年居多,也有幾位我在斯坦福的學生。坐在我前排的,每當馬英九談到兩岸事務,他們三位就舉起手機拍攝(雖然主辦單位電郵裡聲明不可拍攝)
在演講開始之前,主辦單位發給聽眾鉛筆和卡片,書寫提問,然後統一收回。我關心的是台灣在全球化環境中的國際處境,沒有被對談人戴蒙教授(Larry Diamond)選出。問答環節比較集中於民主議題和兩岸關係,馬英九舉了《三國演義》和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97)的小說《最後一課》為例,強調兩岸和平,以及交換學生互訪,加深彼此認識的重要性。
2015年馬英九與習近平見面時,繫的是象徵國民黨的藍色領帶,我在210日文圖學會的演講「尚衣流:張開文圖學的眼睛過生活」中,特別討論過兩位先生的服裝語言。在斯坦福,馬英九繫的是紅色領帶。戴蒙教授最後笑著問他:這是Crimson(馬英九的母校哈佛大學代表色)?還是Cardinal(斯坦福大學代表色)?馬英九沒有直接回答,大家看看他那天的照片,就能領會他的用心吧。
1912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1996年,亞洲第一個實踐全民直選總統的地方…在美國,聽到學者這樣描述,心中烘烘然。我走出會場,在細雨驟寒的校園裡,朝車站狂奔。

20184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