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4

魯迅.柏楊.李敖


魯迅、柏楊、李敖,這三個名字讓你聯想到什麼?
大師?政治犯?知識份子的良心?
318日李敖去世,當天下午接到《聯合早報》的採訪電話。不久,廣播電台和電視台也來邀約,要我談李敖。從未到過新加坡,卻在2005年訪問大陸時說新加坡人笨,李敖讓新加坡人不能服氣,想當然爾。他的死訊引發新加坡媒體關注,有些超乎我的預期。
2008年柏楊去世時,我接受過新加坡電視台的專訪,還提供了幾張柏楊曾經被監禁的綠島「綠洲山莊」照片。談柏楊,我也想到了李敖,他們同樣由於政治問題入獄,出獄後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柏楊被時代洪流推向成為捍衛人權的鬥士;李敖積極反擊所有他認為的敵人。掛名柏楊翻譯的大力水手卜派(Popeye)漫畫被糾察說譏諷執政者,李敖表示:柏楊無心,也不敢「汙辱國家元首」。後來這位維護柏楊的「戰友」反目成仇,在他的帳簿裡增添一筆。
柏楊和李敖的「以筆為劍」前有所承,那就是魯迅。魯迅、柏楊、李敖都擅長寫作雜文,也都具有反傳統的批判精神。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針砭「禮教吃人」;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揭露中國人劣根性的「醬缸文化」;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譏諷成見陋規,影響了不同世代的讀者,尤其是和作者一樣帶有「憤怒青年」氣息的讀者。他們「語不驚人死不休」,痛快淋漓的「罵功」,既讓讀者有渲洩怨懣的效果,對於安於現狀、未思反省的人們,不乏啟迪之功。
魯迅、柏楊、李敖,憑藉他們各自的文字本領坐到某種「寶座」級的位子,我想到的是:是什麼促使他們被看見?被認識?擁有知名度和影響力?
其中之一的關鍵,是媒體。
中國現代文學的興盛,除了教育普及、白話文寫作,讓讀者容易接收作者的思想情感,獲得共鳴,重要的是刊載作品的平台,也就是十九世紀末開始大量開辦的報紙和雜誌。到了二十世紀初,隨著民國建立,更有創新的需求。1919年的「五四運動」,喚響追求新知和思考國家前途的呼聲。自由、民主、科學之中,最能夠得到認同的,莫過於「自由」。如果說「天賦人權」,自由是與生俱來,不需要門檻條件,對於嚮往自由的年輕人,自由的崇高價值甚於生命和愛情,鼓吹自由、踐行自由的作家,自然成為青年讀者的偶像。
魯迅、徐志摩、郁達夫等人,在婚戀情感方面都是身體力行者,而他們的偶像化過程裡,依靠的就是文字和刊載文字的媒體。他們把自己的人生經歷寫成供人羨慕或仿照的文本,經由報章廣為人知。有研究指出,魯迅從1912年到1936年的收入,平均每個月大約是國幣420元左右(約合現今人民幣15000),收入主要的來源是稿費和版稅。
柏楊晚年專事寫作,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稿費和版稅。報章媒體和出版事業養活了作家,和作家共生共存,共同塑造了作家的形象。讀者經由閱讀文字想像作家風采,保持和作家文字「若即」、本人「若離」的關係。
李敖的自我經營因應時代的媒體變化而有明顯的自覺意識。他從文字背後的作者,躍上電視的「名嘴」,觀眾看到的─紅色夾克加深色眼鏡的李敖「標配」,使他有清楚的可辨識度。他表演意味濃厚的「拿出證據」動作,以及揭密式的陳述、嘻笑怒罵的語彙,特別讓剛接觸這種「出格」招術的大陸觀眾覺得新鮮有趣。
所以,從文字和從視頻裡感到的李敖便不盡相同,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間點閱讀/觀看李敖的人,反應有所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魯迅和柏楊沒有李敖的視覺媒體機會,即使都揮舞著文字刀筆,畢竟無法施展嘲弄、炒作、操控媒體的力道。
李敖說魯迅在大陸被過份炒作;在他的電視節目裡為批評「新加坡人笨」緩頰,反被指為愈描愈黑…至於他的小說《北京法源寺》「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查詢諾貝爾文學獎的正式的網站,交叉比對,立見分曉。互聯網媒體和大數據之於李敖的兩面刃性質,和魯迅、柏楊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師?政治犯?知識份子的良心?
俱「亡」矣。

2018年 3月 2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8/03/10

饒宗頤星洲寄情


饒宗頤2016年墨寶

26日早上,我的「微信朋友圈」幾乎被饒宗頤先生去世的消息刷屏。未聞百歲耆老饒公身體有恙,驚聞噩耗,難以置信。向香港和澳門的師長友人求證,不幸為真。
在台灣工作時,饒公是學術諮詢委員,我和同事在千禧年來臨之際,選取四個歷史轉折階段,即魏晉南北朝、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晚明以及晚清為範圍,以「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為研究計畫主題,重新審視文學書寫和時代變遷的關係。當時被詢問:「為何沒有討論晚宋到元初的情形?」一言中的,那正是我們力有未逮的領域啊!
有時聽饒公帶著潮州腔的華語比較吃力,後來曉得,不是口音的問題,是我知識背景薄弱,不能企及饒公的學養深度和思考高度的緣故。
開始從事一點南洋研究,饒公的《新加坡古事記》成為我重要的參考書。此書是他在1968年赴新加坡任教前著手蒐集,整理了大量二十世紀以前的史料,鉤畫出新加坡的古代形貌。「欲明一國文化,先明該國歷史」,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我私心以饒公為典範,繼《新加坡古事記》的時代下限,想描寫二十世紀的新加坡華人藝文風景,於是有《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一書的構想和寫作。
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裡提及的都是藝文界的人物,包括徐志摩、徐悲鴻、淩叔華、蘇雪林、鍾梅音等人在新加坡的因緣故事。我曾經想寫另一些在新加坡的學者生命歷程,以及他們的貢獻,其中,當然不可忽略饒宗頤。
當我讀到胡曉明教授《饒宗頤學記》裡,關於饒公任教新加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和主持中文系系務,本來九年的聘期,卻在五年後的1973年提前離職的原因時,內心五味雜陳。據書裡記敘:
我在新加坡時心情不太好,那個時候新加坡壓中國文化。新加坡本來請我擔任九年的系主任,但是我到了第五年就呆不下去,跑掉了。因爲我是那裏唯一的中文系教授,而那裡卻又根本不提倡中國文化,只提倡中國語,沒有「文」, 學學華語就够了。
可以明白饒公的體會。饒公在他編於1972年的詩集《冰炭集》序言裡談到:「雖無牧之後池之蘊藉,庶幾表聖狂題之悲慨」,將他「胸次羅冰炭,南北阻關山。我愁那可解,一熱復一寒」的極端與鬰悶,比擬杜牧被貶黃州寫的〈齊安郡後池絕句〉,以及司空圖的十八首〈狂題〉。
饒公提前離開新加坡返回香港,任職期間,還去耶魯大學和台灣中央研究院訪學研究,前後約一年多不在新加坡。近日,澳門大學楊斌教授對饒公在新加坡的經歷研究有得,我則請教了和饒公過從甚密的梁榮基老師,並在梁老師府上親賞饒公和梁老師的唱和及合作書畫作品。我想,有梁老師在新加坡接待饒公,饒公的新加坡歲月,委實也有樂事。
梁老師畢業於新加坡大學,主修數學,兼修中文。在二次大戰前還未正式入小學時,就在私塾學習《大學》、《論語》、《古文觀止》等傳統經典,並練習大楷和小楷書法。大學畢業後,老師在維多利亞中學執教,後來獲得政府獎學金,前往香港大學進修,師從饒公和羅錦堂教授,寫作《白話小說溯源》碩士論文;又從彭襲明(昭曠,1908-2002)學畫。後來負笈台灣大學,在鄭騫教授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詞學理論綜考》。
梁老師說,每逢周末載饒公及夫人外出用餐,飲茶談藝。饒公在他寫於1973年秋日,仿查士標的山水畫上提及:「在星五載,週必相見,臨分在近,殊難為懷。垂楊千縷,髣髴灞岸時也。」有時梁老師會陪同饒公去位於東海岸的收藏家陳之初「香雪莊」,或是位於樟宜的收藏家楊啟霖「袖海樓」觀賞書畫。饒公最喜歡的,是去花柏山賞月。饒公到新加坡的第一個中秋節,有詩〈戊申中秋夜月全食,鼓琴待月〉,別有情致。
201610月,梁老師應邀到廈門華僑大學開展,饒公特地親書「又山書畫」為圖錄題字,這或許是饒公少數的生前最後墨寶。
2015年香港大學主辦「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可惜我因故未能成行,錯失再與饒公見面的機會。我請饒公賜正的拙著《蘇軾題畫文學研究》,忝列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三萬冊的「選堂文庫」裡。學術與藝文,是饒公永恆的寄情,也是我始終仰望的日月。

部分內容刊2018年 3月 1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