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29

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師生寫悼念冊


「政府能讓人民信服,人民就能有幸福。」來自台灣的記者採訪我,問我「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會是怎樣?
我這樣回答。
323日,「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第一,我如常去學校工作,同事們心照不宣地穿著色的衣服。天藍地青,前一天下午閃電雷鳴,雨滂沱的景象已經一掃而盡。
平靜,平常,這個國家失去了一位從前的領導者,我沒有看見任何一雙疑懼不安的眼睛。
“By law.”
我舉了去年隨意塗鴉地鐵的德國青年被警方跨國追捕,回到新加坡受刑的個案。外國人犯法與本國人同罪,這是一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多年前我剛到新加坡,就注意到此地大家喜歡講“By law”,公共標誌也註明 “By law”,十足的法治國家。
然而,依靠法律畢竟只能約束行為,新加坡的「小國意識」和「國民信約」才是基本從精神思想層面形塑「新加坡人」集體認同的重要因素。新加坡政府和百姓直接承認自己的「小」─土地、人口、自然資源…在在令舉國面對生存條件的現實,不敢掉以輕心。1966年就制訂的信約(National Pledge),四種語言版本,凝聚共同的理念,成為超越宗教和種族的最高原則。
新加坡人給我的總體印象,就是大家都很勤奮。不管是主動還是不得已,大多數的人都是活到老,工作到老,還有一些培訓課程可以促進自我提昇。不像台灣必須度過農業轉型階段,新加坡獨立之初就為打造工商繁榮國家制定方針,幾乎不見像台灣因祖產土地增值致富的「田喬仔」,可以坐享其成。在新加坡,務實是當然的;在台灣,浪漫是美好的。
325日,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學舉行了悼念李光耀先生的儀式,數千師生齊聚在禮堂現場和視頻轉播的教室。校長表達了他在196589日首次聽到李光耀的名字,以及他領導的新加坡建國的消息。學生代表用「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形容李光耀治國的成就。教務長談到他生為一個甘榜小孩,如何受惠於政府的教育政策,終而成為大學教授;他童年的居處讓位給高速公路,組屋裡舒適的設備讓他與家人過著新式的生活。教務長拭淚,我也禁不住模糊了雙眼。環顧四周,許多西洋面孔的教職人員,我們都是懷著肅穆恭敬的心情,自發前來。
我知道,南洋理工大學的校園前身是南洋大學,李光耀處理南洋大學的是非功過見仁見智,在這樣的「歷史場域」緬懷李光耀,別有感觸。課堂上,略顯疲憊的學生告訴我他們排隊去國會大廈向李光耀的靈柩致哀,「一種參與歷史的存在感」─學生表示,即使花了數小時只能匆匆行禮幾秒鐘。一位學生的父親甚至從國外趕回來,拖著旅行箱直奔入綿長的人龍裡。
新加坡政府的辦事效率,人民群眾的守份得體,從學生對排隊情形的描述中可以想像,這就是我告訴台灣記者的「新加坡人的教養」。新加坡人常自覺文化底蘊不如台灣深厚,但是從這些行為舉止觀察,我還是很肯定這樣的規矩秩序。文化不在逢年過節的張燈結綵放煙花;文化在最普通的生活細節裡。
329日,大雨中移靈,在海外交換留學的新加坡學生看著網路直播,說他「與祖國同悲」。李顯龍總理在國葬禮致悼詞說:李光耀先生最後一次住院前夕還在上華語課。我想:李光耀是認真充實地走了完一生,他去世後的哀榮顯示了他的成功。人們遺憾他見不到今年89日建國五十周年的慶典,據媒體報導:「五十年來,新加坡人富了100倍,長壽17年,這個國家不超過4%的人民失業,政府從來沒有赤字,總是奪下世界最適宜經商環境的第一名。」我不認為這叫「新加坡奇蹟」,這是新加坡全民努力的成果,新加坡人付出了心血和代價,並非「奇蹟」。歸功於李光耀,還有全民的貢獻。
新的一頁歷史正等待被書寫,我不能預測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會有什麼變化,至少,維護公平合理的社會,讓大家信服政府的管理而能擁有幸福,是所企盼。

一直很喜歡新加坡國歌的旋律,現在,更願意和所有住在新加坡的人們共勉─Majulah Singapura!前進吧!新加坡。
(2015年4月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5/03/18

毛巾煎餅




朋友從家鄉給我帶來了玉米煎餅。
煎餅捲大葱,正宗的山東吃法,1998年我和妹妹在泰山上吃過一次。黃澄澄的大餅,塗上甜麵醬,捲上大葱,吃起來乾硬老澀。大概是餅皮擱久了,大葱在烈日曝曬下也水份盡失,第一次嚐到先父的家鄉味,怎麼也沒有父親說的辛香甘美。
被朝思暮念的鄉情給美化了吧?煎餅捲大葱,窮苦百姓果腹的粗食,有什麼好滋味呢?
泰山上的煎餅大葱不甚了了,不如買兩根黃瓜啃啃,還能止渴。
從小聽父親說吃「窩窩頭」,我問:「窩窩頭什麼味道?」父親說:「香!」
形容味覺,的確是挺難的。
我只聽說早上起床沒梳洗,頂個「雞窩頭」,沒聽過「窩窩頭」。想像中的「窩窩頭」,就跟「雞窩頭」似的,一團蓬鬆亂糟糟。
父親能手搓饅頭,我央著父親做「窩窩頭」吃,父親說:「窩窩頭是玉米麵做的,台灣沒有玉米麵。」我說:「沒有玉米麵,那就用陽春麵做。」
父親曾經做了三角形的小饅頭,告訴我:「窩窩頭」就是這個樣子。
我吃著蒸熟的饅頭窩窩,發現那底下有個凹陷的洞,我說:「爸你看!」
父親說:「這就是窩窩頭的窩呀!」
窩窩頭為什麼要有個「窩」呢?是因為它有個「窩」,所以才叫窩窩頭嗎?還是,為了符合這個可愛的名字,給它鑽了個窩?
1990年第一次「返回祖國」,在北京王府井買了「艾窩窩」,以為是改良版的「窩窩頭」。千里迢迢帶回台北,父親說:「這不是窩窩頭,這是吃著玩的!」
泰山上的煎餅大葱,對我和妹妹來說,也是吃著玩的,而且,有點不夠好玩。若是那時父親還健在,也許買一點回去,讓他解解饞。
啃大葱和嚼大蒜,是父親經常就飯的習慣,我總不明白那怎麼是「香」,其實是「臭」吧?
我們在台灣,不知道保存了多少父親老家的規矩。小學時我在報紙上練書法,父親有時興起也寫兩筆,他常說:「橫要平,豎要直,心正則筆正。」國中時每星期的「生活周記」要用毛筆寫,抄完了報紙上的「一周大事」,沒東西可寫,我邊看電視邊抄流行歌詞,被父親發現,臭罵一頓,那時,他已經打不動我了。我理直氣壯:「老師也沒在看,把格子填滿就好了!」父親說:「書法不是拿來寫那些狗屁倒灶的內容!」
然後,我爺爺字沒寫好,被曾祖父罰站在雪地裡的故事又出來了。
到了高中,讀了「程門立雪」的事蹟,曉得懷疑那是父親借用典故來著。
之後,喜歡「快雪時晴」四個字。下雪天合該有寫字的故事。
像我這一輩的「外省第二代」,聽著各種各樣吹牛故事長大,我家「本家」親戚是某偉人的乾兒子,給某偉人開飛機,飛機上還載著偉人賢妻的哈巴狗…。真真假假,見怪不怪。前兩年在大陸開會,被問到我與那位親戚的關係,對方說:「那位飛將軍不就是某偉人的乾兒子嗎?」
我一聽,頭皮發麻─那不是我父親那些老頭兒朋友閒扯淡的嗎?
我一點也不失望泰山上的煎餅大葱令我「幻滅」。老實說,自從1990年的初次「震撼」經驗,我告訴父親,雖然那次沒去山東,想必家鄉也好不到哪兒去。父親當時也聽返鄉後回台灣的友人說過種種感觸:「四十年鐵幕,山河變色」。
拿出乘坐飛機來南洋的玉米煎餅,向孩子說:「這是我們今天的晚餐,你爺爺故鄉的名產。」
孩子很好奇,眼睛睜得大大的,翻看著煎餅的紙袋。
這裡沒有山東大葱,也沒有宜蘭的三星葱,就炒一點里肌肉,配生小黃瓜絲,包捲著將就吃吧。
剪開塑膠袋,攤開煎餅──怎麼那麼大?比泰山上賣的大得多!
不能全部攤開,隨便把配菜裹進餅裡。
「好硬!」孩子說:「跟吃毛巾一樣!」
我們都噗嗤笑出來,那不是相聲裡的段子嗎?四郎返鄉探親,族人見他老淚縱橫,遞上毛巾。四郎淚眼模糊,瞧黃澄澄一片,說:「謝謝!我不想吃餅!」
孩子來不及聽爺爺說的煎餅大葱故事,讓相聲教了他中國的點滴。
毛巾煎餅,哈哈,我笑出了淚光。仔細慢慢咀嚼,愈嚼還愈有味的。

(2015年3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5/03/07

燒了我也要讀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江戶鈔本《皇華集》

米黃色的硬紙板外函乾乾淨淨,從櫃台捧了四函回到座位。閱覽室只有我和左側走道旁邊另一條長桌的兩位中年男士,他們各自看著書,好像彼此認識的樣子,但並沒有交談。既然閱覽室的空位還有一些,我便把兩函書擺到右手邊座位的長桌上。
「すみません(對不起)。」我自言自語,一邊把上下疊的兩函書分開平放。說完,意識到自己的舉動,覺得有點可笑。不過,一般日本人也常會這樣吧。占用了理應是別人的位子,即使目前沒有人用;也不是說給我背後的管理員聽,就是表達自己知道占用的行為不妥,說了感到心安吧。
書函上,貼著長條白紙,工整的書法寫著「皇華集」,下面是編號。我拉開第一函的上下插梢,打開書函─怎麼?
怎麼是這樣?
一落五冊的線裝書,封面被薰黑得模糊。我一冊冊分開,每一冊封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薰痕和水印,有的還被燒破了。
這是,劫後餘生哪!
我想去問管理員怎麼回事。外觀裝幀得簡潔樸素,裡面竟然是火患後的傷體。我緩緩坐下,前一秒鐘開書的好奇興奮心情突然像被人從後腦勺打了一記悶拳,眼冒金星。
我想,管理員很可能不曉得這套書的狀況這麼糟,屬於「殘本」,應該要禁止借出了。念頭又一轉,倘若我前去「自首」,說翻動了這「貴物」,我就不能再看這套書,我坐著紅眼飛機天亮降臨東京,在這個「國立公文書館」門口等待開門,不就是為了一睹這套書的真面目嗎?只是沒想到,這「素顏相見」未免太驚人…。
於是,我摸一摸後腦勺,戴起口罩,翻開第一冊第一頁。〈雪霽登樓賦〉:「余與黃門司馬先生奉使朝鮮…」右上角是「日本政府圖書」,右下角是「淺草文庫」的紅色印章。
隔著展櫃的玻璃,我仔細端詳過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的薰痕,那是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的災害,同時「罹難」的,還有現在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蘇軾「寒食帖」。也從圖像上研究過清代翁方綱舊藏的南宋版本東坡詩集,那套書有的部分甚至被燒去了大半。可是,我從未親手接觸過這脆弱的傷患,它很輕,很薄,卻又堅實厚重。
《皇華集》是明朝出使朝鮮的文臣和接待他們的朝鮮官員寫的詩文集。從十五世紀中葉到十七世紀中葉,共有39位明朝人和300多位朝鮮人參與了這項文學外交的活動,留下了兩百多篇散文和六千多首詩歌。透過這套書,我們可以知道那時文學是維持東亞天下政治秩序的重要媒介。
我翻閱的這套《皇華集》很特別,是世上罕見的手鈔本,是江戶幕府直轄的最高教學機構「昌平坂學問所」的舊藏。「昌平坂學問所」後來歸文部省管轄,因此有那兩個藏書朱印。本來是朝鮮宮廷出版的《皇華集》,日本不容易得到,於是19世紀的日本讀書人就手抄,而且從筆跡看來,這套書由不同的人抄,有的人心平氣和,字體端莊;有的人心浮氣躁,筆法走樣。
不但1846年的那場東京大火燬損了這套書,貪吃的蠹魚也沒有放過它,留下了條條蛀洞。我一頁頁翻著,小心翼翼,還是免不了有黑灰殘屑飄落。
黃孟文的小說〈焚書〉情節交錯在心田,不再被需要的華文書籍走入命運的終點,那熊熊烈焰燒出了作家的嘆息涕泣,也彷彿將主人翁火化了。
發覺疲累時,已經近下午五點。中飯沒吃,沒感到餓,就是口渴,被幾場大火燒得唇乾舌躁。
薄暮中走進一家餐館,牆上是復刻1937年版「大吟釀」的海報。
中國人都曉得193777日的意義。有的東西可以「復刻」,代代相傳;有的東西一旦破壞,萬劫不復。

我把筆記本裡偶然夾住的那些19世紀的黑灰殘屑倒進「大吟釀」裡,一飲而盡。

2015年3月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