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24

落葉蕭蕭紅似火


日本奈良秋景


夏志清遺漏了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捕捉了的,1980年代以來,一波又一波的「蕭紅熱潮」,已經有數十部蕭紅傳記、評傳和研究專著的藝文界、學術界,可能會在這兩年登上頂峰,如果我們相信影視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大於書籍的話。
接連著有兩部以蕭紅的一生為題材的電影上映─霍建起執導的「蕭紅」,以及許鞍華導演的「黃金時代」,該是華語電影史上少見的現象。或許,應著夏志清的那句話,張愛玲下來就是蕭紅了。加上方興未艾地圍觀「民國範兒」,比張愛玲境遇悲慘、情路坎坷、英年早逝,生死於1949年前的民國女作家,正是當下消費的好對象。
個人傳記式的電影「蕭紅」,塑造了「懷孕也好、病危也好」,接近她、了解她的男人都會愛上她的「文學洛神」蕭紅。「黃金時代」則引用1936年蕭紅寫給男友蕭軍的信:
窗上灑滿著白月的當兒,我願意關了燈,坐下來沈默一些時候,就在這沈默中,忽然像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於是我摸著桌布,回身摸著藤椅的邊沿,而後把手舉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確認定這是自己的手,而後再看到那單細的窗欞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
所以,「黃金時代」不是民國、不在中國,是在蟄身的東瀛,一個自我囚拘的籠子裡。
也可以說,蕭紅31年的人生,就是在掙脫被家庭和傳統桎梏的籠子,飛到以愛情為名的另一個籠子,繼續束縛。
兩部電影都是倒敘式的手法,「蕭紅」從女作家臨終前在戰亂淒惶的香港,向照料他的仰慕者駱賓基回顧自己的一生。「黃金時代」仿照口述歷史的方式,讓蕭紅周邊的友人從各自的觀點和接觸經驗談他們所知道的女作家。前者是文藝愛情片;後者是模擬紀錄片。對於不大認識蕭紅的觀眾,前者較容易親近,看為婚戀自主而離家出走的女主角,與自己曾經拒絕的未婚夫同居懷孕,後來被拋棄,再和男作家蕭軍同居,產下一女後送人撫養。蕭軍的不忠讓蕭紅心碎,經魯迅協助,東渡日本靜養寫作。返國後正值對日抗戰,與粗獷的蕭軍個性相反的端木蕻良打動了蕭紅,兩人結婚,蕭紅產下與蕭軍生的兒子,兒子離奇夭折。蕭紅和端木蕻良避難香港,最後孤孑病故於斯。
「黃金時代」適合偏愛解析的蕭紅讀者,旁徵博引,考察史實的探求傾向,雖然謎團沒有答案。導演剪去了蕭紅的情愛糾葛戲,大篇幅鋪陳魯迅之愛才,蕭紅對魯迅的崇拜和思念。
魯迅和蕭紅是否有曖昧關係?許廣平如何無奈地包容他倆?我不能多說。我猜想,魯迅對蕭紅的關懷,是由於她活生生是易卜生《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裡摔開家門,出去追尋自我的「娜拉」。1923年魯迅演講過〈娜拉走後怎樣〉,指出了娜拉的下場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他說:「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蕭紅困於經濟,魯迅鼓勵她寫作維生,她經常寫寒冷與饑餓,那是深刻的身體感受,她在愛情的美夢裡不能掩藏的現實。
有了稿費和版稅的蕭紅,在信裡對蕭軍說:「對於自己的平安,顯然是有些不慣,所以又愛這平安,又怕這平安。」
蕭紅恐懼什麼呢?是慣於不安而擔心眼前的平安是虛幻?是害怕這平安終究是在籠子裡,自己沒有勇氣飛出去?
電影「蕭紅」的英文片名是Falling Flower,用的是端木蕻良說的:「落花無語對蕭紅」。我要說,花落了,化為泥,今年不是去年花。蕭紅最好是呼蘭河邊的一株樹,即使柔弱,秋風起時落葉飄舞,紅紅火火,每一片都不甘心死亡,想飛到世界的牢籠之外。

(2014年11月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4/10/18

共和春炸醬麵




 我沒趕上吃共和春炸醬麵,我去「共和春」的時候,它已經歇業三十年。
磚造的二層樓建築,入門後拾級而上,樓上是接待大宴小酌賓客的寬廣空間。天花板的彩繪富麗堂皇,廊柱和欄杆都是喜氣洋洋的大紅色,頂棚開狹方形的天窗,透進明朗的自然光亮。韓國仁川市政府耗資65億韓圜(580萬美元)收購這幢二十世紀初山東匠人興建的樓房,復原「共和春」餐館的面貌,成為韓國第一座炸醬麵博物館。
很難說炸醬麵是「共和春」餐館的招牌料理;也不像長崎中華街的「四海樓」被認定為什錦湯麵(ちゃんぽん,Chanpon)的元祖,但畢竟,它見證了炸醬麵從山東到韓國,輸入、改良、拓展的百年興衰衍化。
1907年移民韓國仁川的山東人于希光(1886-1949),為慶祝辛亥革命成功,「迎接共和國的春天」,在1912年開始經營「共和春」。在那之前,自1883年仁川開埠,圍繞清朝領事館(今仁川華僑中山學校)聚居的中國人,已經把家鄉的豆醬拌麵在異國稀里呼嚕吃將起來。
「共和春」本來是兼營住宿的客棧,後來擴大餐館部門,餐飲生意愈來愈興隆,取代了客棧。和華僑聚居的「清館」區毗鄰的日本租界商賈,是仁川中華餐廳的主顧;1930年代,炸醬麵登上菜單,日語和韓語都直接音譯「炸醬麵」,發音毫無困難。把肉末和洋葱等食材混炒在豆醬裡,澆淋在麵條上,攪拌著吃,吃來也簡便。
就是這樣簡單便利,份量也足夠,炸醬麵始終是韓國中華料理最實惠的餐點。不過,要以大米為主食的韓國百姓接受炸醬麵,還是托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之福。韓國政府於19641977年間倡導鼓勵米、麵混食運動。運動中宣揚麵食對健康和國民體格的益處,連帶地,適合人們口味,改良成偏甜的韓式炸醬麵也漸漸普及。
1970年代,是韓國炸醬麵的全盛黃金時期,「共和春」餐館躍升為仁川首屈一指的中華料理名店之一。正是由於炸醬麵的廣受歡迎,1980年代起,韓國廚師逐漸取代了日益減少的華僑,許多中華餐館易主,徹底「本地化」的結果,使得老店「共和春」走入了歷史。
和如今動輒一碗5000韓圜相比,1970年代150韓圜一碗的炸醬麵多麼便宜!即使如此,那時能吃上一碗炸醬麵可不輕易。
「炸醬麵哪,是想起來就幸福愉快的味道!」
有一年韓語課程結束後,返國前我請兩位老師吃飯。斯文英俊的黃老師是班主任,俏麗活潑的金老師擅長教會話。兩位老師都說想吃中國菜,我們散步走進大學附近一家餐館,兩位老師一入座,菜單都沒看,不約而同點了炸醬麵。
哪有人請客吃炸醬麵的?
我問兩位老師還想吃什麼?這是我第一次在韓國吃中國菜,還真不曉得有什麼菜色。
金老師說:「對韓國人來說,最熟悉的中國飲食就是炸醬麵呢。」
黃老師補充道:「以前韓國很窮,很少外食,普通人家只有慶祝生日和孩子畢業典禮那天才去吃館子。到中國餐館,沒多的,點一碗最便宜的炸醬麵就高興極了!」
炸醬麵搭配烤鴨和糖醋肉、雜拌菜的組合可能有點奇怪,看兩位老師大快朵頤,即使不大習慣,我也放懷大嚼,這第一碗韓國炸醬麵,滿是甜意。
炸醬麵博物館的資料說,韓國一天消費700萬碗炸醬麵。韓國人怎麼讓炸醬麵深入生活,成了國民美食呢?
我想,最該歸功於不畏晴雨風雪,騎著車,車尾綁繫食箱的送餐伙計。這種打電話訂餐的外送服務,在二次大戰之前就有,現在靠著智慧型手機,更是無遠弗屆。只要你能說出身處地點的電線桿編號,或是任何顯著的識別物件,哪怕是在農田裡、在公園、在山上,一通電話,食物就到,真是太便利了!
炸醬麵完全合於韓民族求快的急性子,和動畫「炸醬麵女孩Pucca」一樣,即刻行動、想愛就愛。這種迅速簡明、乾脆俐落的「炸醬麵精神」,早就超過了韓國人戲稱「炸醬麵」的華僑,鼓舞韓國,衝向世界。

 (2014年10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4/10/04

不必再演了,李香蘭

李香蘭  網路照片

給你看她的照片,你會認出她嗎?你認出的她,叫什麼名字?李香蘭?潘淑華?山口淑子?Shirley Yamaguchi?大鷹淑子?
不同的名字,是她不同的人生階段所代表的不同身份。
你說,她是「李香蘭」。這三個漢字,日語是Ri Koran;華語是Li Xianglan;粵語是Lei Hoenglan,都是她,也都不全是她。
說她「雙面伊人」;說她「東方之鶯」;說她「亞洲天后」,人們給她的封號無論怎樣冠冕堂皇,我想都不及日本學者谷川建司把握得貼切─她是不斷打造和生產「李香蘭神話」的人。
我曾經在一篇名為〈活成一則傳奇〉(20103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的文章裡說過,郁達夫和張愛玲都懂得「先把自己活成一則傳奇,把生命寫成文學,再讓後人求索探尋。」李香蘭比郁達夫及張愛玲更勝一籌,她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非但華麗精彩,一個人活出了好幾個人的生命樣態,更超絕的是,她不甘平淡平凡的性格,不斷否定或修繕自我,不斷自我重塑,不斷在扮演世人心目中無可匹敵的角色,你叫她什麼名字都行。
201497日,原名山口淑子的李香蘭在東京去世,各大媒體都報導了這則新聞,透過媒體的報導用詞和重點,顯示了李香蘭給予人們的歷史記憶和評價,且看:
日本《朝日新聞》:山口淑子女士死去,曾以女優李香蘭、原參議院議員活於世
中國《新華網》:日籍歌手李香蘭病逝,享年94歲,曾以漢奸罪被捕
韓國《朝鮮日報》:日帝製造的「中國之花」結束波瀾萬丈的94年生涯
台灣《聯合報》:「夜來香」李香蘭人生謝幕
美國《華盛頓郵報》:Yoshiko Shirley Yamaguchi是個歌手、女演員和政治家,她的人生是一系列的化身
.韓國媒體強調她因主演「支那之夜」受矚目,而獲得金日成青睞,願意接受採訪。中國和日本學者筆下的她,則呈現有意思的反差,我想這不能不「歸功」於研究態度、口述採訪與翻譯傳播的效果。
李香蘭出版了三本自傳,分別是《李香蘭.我的半生》(1987年,和藤原作弥合著)、《李香蘭自傳:戰爭、和平與歌》 (1993) ,以及《此生名為李香蘭》(2004)。三本自傳都署名作者是「山口淑子」,書名冠以「李香蘭」,可知她對利用「李香蘭」符號有著高度的自覺。三本自傳都有中文譯本,其中第一本就至少有三部譯本,首先是在日文本初出版的第二年,即1988年問世。同書另一部中文譯本在1994年加上了「在中國的日子」的標題。2008年同書又出了台灣的中文譯本。可以說,《李香蘭.我的半生》是中文讀者窺看「李香蘭」最便利的書,因此,書中一些自我迴護的內容也就影響了一些中文學者對於她的看法。
日本學者聽李香蘭表示:「當時我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少女,只是按照大人們要求的去扮演交給我的角色。」「因為無知和恐懼而刻意隱瞞自己的真實國籍。」「在歷史的夾縫裡求生存」…種種言論,就不那麼輕易抱持「同情的理解」。四方田犬彥將李香蘭置於東亞的框架下理解,並比較了李香蘭和原節子。田村志津枝的《李香蘭的戀人:電影與戦爭》寫的是台灣文人劉吶鷗,字裡行間揭穿了李香蘭自圓其說的許多破绽。
戰後的李香蘭,回到日本恢復本名「山口淑子」。去好萊塢發展又成為Shirley Yamaguchi。到香港拍戲再轉回「李香蘭」。再回日本主持電視節目、擔任記者、踏上政壇18年,隨著第二任丈夫大鷹弘去世,「大鷹淑子」最後以「山口淑子」畫下人生句點。
應該注意的是:無論頂著哪個名字,她始終積極不懈,把快要被歷史淡忘的「李香蘭」起死回生;她一直要站在主流,扮演成功的傑出角色。她的意志力和奮鬥力,是二十世紀女性罕見的例子。
安息的「李香蘭」,不要再演了!
留給已經演出,而且必定還會一再重演的電影、音樂歌舞劇、電視劇、漫畫,乃至於電玩,繼續替妳演下去吧。 

(2014年10月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