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4

有些書不是拿來讀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圖書館藏武英殿版《康熙字典》


去年在韓國研修,尋訪了首爾幾家舊書店。沒有特別要找的書,只是隨性看看,注意到一個現象──每家舊書店都堆滿了各種字典和辭典。
字典和辭典被當成工具書,除非刻意翻閱,或是發心背誦,很少人會逐頁地讀吧。字典和辭典也要「與時俱進」,每隔數年,便有更新的版本問世。這些被賣到舊書店的工具書,應該不是因為原主人汰舊換新,而是電子數據和網絡提供便利的查詢方式,取代了厚沈沈的紙書。
我問舊書店的主人:「這時代還有人買舊的字典和辭典嗎?」
店主人笑了笑,說:「有啊!為了懷念。」
當一件物品的實際功能被淡化或消失後,讓它繼續留存於世間的,是超越物質的精神意義。因為那裡面有人的因素,而所有的人的生命過程,都是不可取代的。
我的研究工作,使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動輒千年以上歷史的文物。清代學者翁方綱形容他收藏的,南宋施元之、施宿父子以及顧禧合註的蘇東坡詩集,說:「神光佇盼」。我真喜歡這四個字,「神光」就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說的,藝術品的 “aura”,有人翻譯成「靈韻」。「神」和「靈」,聽起來挺玄乎,再想想,有些文物歷經火患水災之劫而不亡,豈不玄哉!
數年前籌辦潘受先生百年紀念研討會時,在華僑中學布置展覽,無意間推開了圖書館的一扇門,看見裡面竟然有一些線裝書。真的剎時被觸動了─怎樣的中學,會有這些古籍呢?回頭想想,我們的大學圖書館還很年輕,恐怕古籍遠不如中學。
南大中文圖書館也是那次活動的展場之一,我告訴一同備展的圖書館阮陽主任我在華僑中學的驚鴻一瞥,阮主任說:「我們也有善本書的,將近三百年前的《康熙字典》。」
我半信半疑,《康熙字典》從1716年刊印以來,有不少重刻和補編本,「明版《康熙字典》」更是古董界的老笑話。我並非輕視阮主任的鑑別能力,而是好奇,是哪位善心人士把這件寶物捐獻出來呢?
北京大學安平秋教授是中國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主任,主持世界漢籍典藏的調研項目,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珍貴宋元版漢籍影印出版,貢獻鉅大。得知安教授將帶領工作團隊到新加坡考察,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日本皇家的書都翻過了,新加坡有什麼能入眼呢?」我從日本給阮陽主任打了電話,請安教授看看我們的《康熙字典》吧。
企業家任九皋先生捐贈的《康熙字典》,果然從避皇帝名諱可證明是武英殿版,官刻祖本!慶祝中文系成立十周年的國際漢學研討會,舉辦「學與思:國際漢學家簽名本暨善本書特展」,特別將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康熙字典》呈現觀眾面前,為此,我也做了些功課,稍稍研究了一下這部書。
正如北京大學顧歆藝教授形容的,這部書「開本闊大,行格疏朗,印紙瑩潔,裝幀考究。字體爲仿宋字,舒展圓秀。」至於書的身世,可以考察藏書印。
在〈御製康熙字典序〉那一頁,我仔細判讀了兩枚藏書鈐印,「道鎔近號寄翁」和「任援行印」,就是任道鎔(1823-1906)和任援道(1890-1980)的印章。
任道鎔、任援道和任九皋都是江蘇宜興人。任道鎔平定捻軍,治河有功,還與李鴻章結為兒女親家。任道鎔的族姪任鳳苞(1876-1953)是銀行家和藏書家,任九皋的父親曾在任鳳苞主掌的交通銀行天津分行任職。任援道是任鳳苞的族姪,任九皋的岳父,在任九皋的自傳《一千兩金》中,稱他為「友安將軍」。1948年,曾經任職汪精衛政府的任援道移居香港,為生計從商,這部《康熙字典》從此離開大陸。
也就是說,這部書是任九皋先生妻家的,任先生歲喪父,自家沒有什麼產業和收藏。

搞糊塗了嗎?圍繞在這部《康熙字典》的人物脈絡。沒關係,總之,有些書不是拿來讀的,是拿來懷念、拿來感受的。815日之前,你也來南大中文圖書館體驗看看,有沒有「神光佇盼」。

(2014年7月2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4/07/08

我的博導是院士

2010年從新加坡專程飛回台北,慶賀曾永義老師七十大壽

2013年與石守謙老師及研究團隊赴日本考察,攝於福岡












衣若芬有兩個老師,一位是院士;另一位也是院士。」─74日晚上,友人發了一封這樣內容的電郵給我。
一個研究生能得到一位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的悉心關照已經是萬幸,老天眷顧,我擁有兩倍的「萬幸」,兩位博導都為我指點迷津,使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研究過程中不致於踏空。兩位博導近年先後當選學術界最高榮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實至名歸,弟子我也沾了餘光。
20多年前,文學與圖像的跨學科研究還是個嶄新的領域。撰寫碩士論文《鄭板橋題畫文學研究》時,曾永義教授便鼓勵我披荊斬棘,大膽開拓。曾老師在戲曲及民俗學方面的創研之功,有目共睹。我拜於「曾門」,老師並不限制我的研究興趣。承蒙老師的廣闊胸懷,任我發展,在我提交論文,開始鬆散之際,要求我報考博士班,繼續深造。
並非「師命難違」,而是想給自己的未來一個嘗試的機會,我硬著頭皮準備筆試和研究計畫口試,僥倖錄取。攻讀博士課程期間,曾老師認為我需要藝術史學科的指導教授,以充分實踐文學與圖像的雙向研究。我向石守謙教授請益,那時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還沒有開設博士班,我便成為石老師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曾門」與「石門」的氣氛不同,兩位老師的性格也迥然。文學和歷史的研究方法差異,我時而徘徊困惑;時而執兩用中,既然選了比別人難走的路,只有下加倍的功夫,讀加倍的書。
台大中文系以「好酒」著名,1980年代末,孔德成、臺靜農諸位先生還在世;林文月、周富美幾位女老師的酒量不遜鬚眉。曾永義老師自封「酒黨黨魁」,強調「黨」字是簡體的「党」─「尚『人』不尚『黑』」。我們師生聚會,曾老師總叫我們「徒兒」,稱女弟子的丈夫「徒夫」。老師常說,要「人間愉快」,愉快地生活、工作。我的一點酒量,算是在餐敘時敬陪末座累積成的吧。曾老師喝酒,即使醺醺然,也從不耽誤正事,第二天清晨還是早起讀書寫作,數十部學術專著和十多本散文集,證明了老師努力的成果,是徒兒的學習典範。
曾老師「飛揚跋扈酒杯中」,灑脫豪邁而不失俠骨柔情。他會為英年早逝的晚輩同事在電話那頭飲泣,也會興致勃勃地要乘坐我的「小綿羊」50CC摩托車!
那天在老師家討論論文後,正要告辭,老師說要去學校,我打算為老師招計程車,老師竟然說不必,我載他去就好。
我可嚇壞了。大塊頭的老師敢坐,我不敢載呢。沒想到老師對我的騎車技術那麼信任,從長興街到台大,我危危顫顫地騎,花了雙倍的時間,手心都流汗了。
嚴謹和藹的石守謙教授是我遇過最愛教學的老師。石老師的研究討論課很少中間休息,更從未「準時下課」。我常想,老師怎麼總是氣定神閒,不喝水、不上洗手間呢?進入石老師的課堂,像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繽紛多彩的盡是學問與思辨。即使大地震來襲,老師也穩坐不亂,等動靜平復後,又繼續討論。老師擔任行政要職,仍堅持教學,晚間上課,不知午夜已至,地鐵巴士之既絕,學生家長還在門外等候著愛女。
「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分地域國籍,推崇的是對學術的貢獻,在新加坡也有「中央研究院院士」,例如王賡武教授。
做為院士的學生,唯有用功,以不負師恩。
為慶祝南大中文系成立十年,我主辦了「學與思:國際漢學研討會」,會議邀請曾永義教授擔任主題演講貴賓,適逢曾老師榮膺院士後的第一場演說,意義非凡,歡迎大家共同聆聽。詳情請上南大中文系網頁查詢。

(2014年7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