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16

天下誰人不識君

2018年1月29日,鄧麗君的65歲冥誕。Google 這樣紀念她。月光下的歌手



唱過上千首華語歌,兩百多首日語歌,獲得了超過十億個掌聲,無論你稱呼她「鄧麗君」,還是「Teresa Teng」,二十世紀的華語流行歌壇,你無法忘卻她的光芒,在她逝世十多年後,仍然幅射著餘暉。

由鄧麗君的故事衍生出了不少文藝作品:在台灣,有平路的小說《何日君再來》。在日本,有平野久美子寫的鄧麗君傳記、根據有田芳生原著拍成的電視劇「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在香港,電影導演許鞍華藉著鄧麗君的歌──「千言萬語」,講述歷史的記憶;陳可辛則以電影「甜蜜蜜」,懷念鄧麗君以及她的時代。

「天下誰人不識君」,起初我這麼認為。

日前去韓國開會,聽聞鄧麗君在韓國的「接受史」,才曉得並非如此。

直到1996年陳可辛執導的「甜蜜蜜」在韓國上映,韓國的群眾才透過電影知道這位「名揚四海」的「亞洲歌姬」,那時,她已經離世。電影的同名主題曲被翻唱成韓語歌,逐漸流行起來。

1970年代,鄧麗君在吉隆坡表演時,就有前去捧場的韓國歌迷,鄧麗君表示自己不懂韓語,感謝歌迷的愛護。那時的韓國歌迷畢竟是罕見的,鄧麗君的歌曲並不普及。

1988年東京音樂節,翁倩玉和陳美齡在串場的對話中,聊起日本歌曲翻譯成華語和翻譯成粵語的例子,有的歌曲還保留了原來的日語情調,有的則完全像本地自創。這些悅耳動聽的歌曲都很受歡迎,「是共通的Asian melody啊!」翁倩玉說。

也許因為是共通的Asian melody,亞洲流行音樂的同質性,讓鄧麗君在日本有發展的空間。有趣的是,即使她演唱的是日語歌,她的身份和形象都還一直是中國式的:中國式的服飾,像旗袍,或是新製的唐裝。和丑角明星志村健搭擋演笑劇,她衝口而出的中國話讓對方錯愕,喜感逗人。

膾炙人口的1985年NHK紅白歌唱大賽,鄧麗君以一襲桃紅色金邊仿唐裝束,梳著古典髪髻,扮演日本家喻戶曉的中國美人楊貴妃,唱著她的成名日語歌曲「愛人」。觀眾們熟悉的語言和曲調,卻帶著異國的情趣,既親切又新鮮,很快吸引了廣泛的注意。

即使演唱日本味十足的演歌,鄧麗君也是時裝打扮,而沒有「入境隨俗」穿上和服。她的中國「本色」,宛如中國情人的幻象,反而為融入日本歌壇提高了知名度,喚起日本歌迷潛意識底,浪漫懷舊的中國符碼。她唱著李香蘭(山口淑子)唱過的「夜來香」、「何日君再來」,那不是失意的滿州國,也不是頹廢的上海灘。鄧麗君不是「中國化」了的日本女子李香蘭,鄧麗君是「Teresa Teng」,洋派的英文名字,時髦的新女性,真正的,被日本薰陶過的,中國人。

這些特殊的條件卻不適合於1980至1990年代的韓國。鄧麗君無法像在港台及東南亞,透過歌聲勾起人們追憶逝去美好的原鄉時空;也無法如暗中流傳大陸,代表某種自我抒情的解放。鄧麗君不是韓國所欠缺的情調,她在台灣的政治意味,恐怕讓「輸入鄧麗君」也沾染政治色彩。

我並不是要說韓國是否歡迎鄧麗君的歌曲具有多大的議論性,相反地,經由電影和翻唱,展現「後鄧麗君式」的流行,才是更有看頭。

周杰倫打進韓國傳媒市場也是拜電影之賜。2008年,電影「不能說的祕密」在韓國上映,清新的鋼琴音樂在電影原聲帶裡成為最受喜愛的部分。天真的中學生初戀,發生在純樸的淡水小鎮,搭配死生相許的情節,形色與聲光,構成影音效果的美感,這是不是就如翁倩玉所說的:「共通的Asian melody」呢?

文根英、張娜拉等韓國演藝明星,或唱韓語,或唱華語及粵語,都把唱鄧麗君的名曲、仿傚鄧麗君,作為進軍中國大陸的方式之一,她們能否成功,大概是「全球化」與「亞洲化」、「中國化」的另一個例子。

鄧麗君在韓國,還有一項她在世時未曾嘗試過的角色:「華語教師」。她咬字清晰,歌曲節奏舒緩,歌詞平順簡明,可以當作學華語的教材。據統計,南韓4800萬人口,有超過30萬的人學華語;全世界則有超過三千萬的人在學華語。

所以啊,還是可以說:「天下誰人不識君」吧?


(2009年3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2009/03/03

壞人

學者遇見壞人是不幸
作家遇見壞人不見得是不幸
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也。

2009/03/01

詭異的笑聲

以前我認為人的喜怒哀樂情緒都是天生的。高興時笑,悲傷時哭,能夠無所顧忌,像純真的孩子似的流露渲洩,不但對身心健康,也是一種福氣。

可惜人在成長和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得不學會察言觀色,學著陪笑臉、假慈悲,學著控制或轉移自己的情緒。久而久之,會不會忘了「自然而然」的反應到底是什麼呢?

「自然而然」的反應,也許要留在沒有利害關係,不必「應對進退」的狀態下,才能「真情坦率」吧。

比如,當觀眾時。

我見識過最「盡職」的觀眾是韓國人,尤其是女性。電視綜藝歌舞、訪談節目、脫口秀,只要有「現場觀眾」,一點兒也不需要罐頭掌聲和驚嘆、呼喊,甚至於尖叫聲。

她們總是很「吵鬧」。

主持人一出場,一定有熱情喧嘩。演出者說了什麼,一定有「啊~」的回響。

問過我的韓國學生:「你們的電視節目攝影棚觀眾,為什麼老是叫叫嚷嚷的?」

他們認為:觀眾有強烈的反應,才是對演出者的回饋,也是一種禮貌,表達對表演的欣賞。假如觀眾默不作聲,就顯示他們對演出不感興趣,也可能不夠專心。

我錄製電視節目的經驗告訴我,這也許是演出現場的工作人員鼓勵或引導觀眾「起鬨」,以製造氣氛效果的手段。

結果似乎不然。

在韓國看電影,觀眾已經不需要「配合表演」了,他們還是隨著劇情起伏而發出各種聲音。當進行到緊張刺激的情節,觀眾的驚呼,對我來說,比電影還「精采」。

一位日本朋友特別喜歡這種「集體發聲」的看電影過程,覺得過癮,像「Live show」。

尤其是韓語還不大行,不大看得懂,跟著其他觀眾就能掌握劇情。這位日本朋友說,回到日本後,曾經「不小心」在電影院「打擾」到其他觀眾,被投以異樣的目光:「懷念哪!韓國!」

日本電視節目裡的觀眾也並非一語不發,他們經常表達的是「咦~」,「誒~」的訝異聲。受到這訝異聲的鼓舞和啟動,演出者便接著揭開「謎底」,然後「賓主盡歡」。

台灣和大陸的觀眾比較折衷於韓國和日本,有時含蓄;有時開朗,和觀眾的年齡層有點關係,我想。

在新加坡,幾次看現場表演和看電影,觀眾都出現過令我好奇的詭異笑聲。
2006年我到新加坡不久,朋友請我去看曹禺的話劇「雷雨」。當兄妹亂倫相愛的真相大白時,現場冒出了笑聲。

因為顯然不是一兩人的笑聲,我覺得很特別。第二天,我問請我去看戲的朋友。

當時不清楚新加坡觀眾的中文程度,但是現場有英文字幕,應該不至於誤會劇情。那麼,可能是觀眾有意對演出保持冷靜的疏離感,以免被劇情所煽染?

「他們可能沒妳想的那樣有自覺。」朋友說。

然而他也不明白為何觀眾會在明明很感人,或是很悲傷的情節中笑出聲來。

為了讓學生對文學文本有概括性的認識,我經常必須使用一些視覺性的材料作為教學的輔助。這一群「八十後」的學生,大部分是靠眼睛,而不是靠耳朵獲取知識。課堂裡只聽我唱獨角戲,等待「觀眾」反應時總是冷場,司空見慣。我也能體諒。

全班不到十分之一的學生讀過全本的《紅樓夢》,這是中文系的學生,我自感責任非同小可。

但是不可能把課程都拿來教《紅樓夢》,沒聽過《西廂記》,不曉得牛郎織女故事的,也大有人在。

於是,最方便的法門,就是看影片版的《紅樓夢》,好歹要曉得寶玉是個男子,黛玉是什麼形象。

那天看的是黃梅調電影,順便讓沒聽過「黃梅調」的學生見識一下。

詭異的笑聲,在寶玉發現黛玉困情而死,踉踉蹌蹌趕往靈堂時,出現了。

螢幕上是呼天搶地,痛徹心扉的一唱三嘆,教室裡是冷洌的空氣,回盪著笑聲。

我忍不住問學生:「有那麼好笑嗎?」

學生不置可否。

問他們為什麼笑。

學生也答不上話。

明明是大悲劇,大悽慘的。

日本人也是很愛笑得詭異的民族。愉悅時笑,尷尬時笑,不小心犯錯時笑,連道歉時也會擠出笑容。

不明所以的外國人會被這種無所不笑的莫測高深弄糊塗。

漫畫《蠟筆小新》裡,小新打敗敵人的主意之一,就是餵他們吃「笑菇」,據說吃了「笑菇」這種毒蕈會大笑不止。不然還可以放很多「冷笑話」,把敵人凍死!

經典的大和民族式笑功。

中國人只曉得「伸手不打笑臉人」,難以探究這「笑臉人」所笑何來。

新加坡觀眾倒不是這麼懂得運用以笑聲掩飾,以笑容化解,我猜。有時我連「職業性的笑臉」都很難看到。

好幾次,我聽人說:「新加坡人很壓抑。」我的新加坡朋友也說過:「新加坡人很壓抑。」

連續兩年,我在怡豐城商場度過除夕。迎接新的一年的歌舞晚會,賣力表演的藝人一直鼓譟大家「scream! scream!」觀眾並非沒有熱情,可能是不習慣這種狂烈方式。

離開商場時,偶爾聽見一兩聲長嘯和口哨,新年嘛!百無禁忌。只有那時,我才聽見新加坡人的「發洩」。

實踐劇場的音樂劇「天冷就回來」是很受歡迎的作品,內容有著新加坡人切身的成長背景和感受,觀眾席不時傳來吸鼻子的聲音。當其中一位劇中人物顯露了他是同性戀者,笑聲,穿過哽咽,揚開了。

這次看「寶島一村」,帶著做包子手藝的老奶奶把絕活教給了隔壁的本省太太,後來客死異鄉,老奶奶的死訊裡,觀眾的笑聲又漫延出來了。

詭異。

我只能說「詭異」。

也許,這詭異的笑聲就是新加坡的祕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