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09

香光莊嚴:呂碧城星洲書蹟與書緣

呂碧城像


呂碧城書蹟



廣洽法師紀念館收藏有不少文人和藝術家的畫作墨寶,赫赫有名者,如徐悲鴻、郁達夫。豐子愷和廣洽法師同皈依弘一大師李叔同,情誼更深,時有書信往來。廣洽法師支持豐子愷《護生畫集》,圓滿完成弘一大師囑託豐子愷創製六集《護生畫集》的弘願,至今傳為美談。

而在諸多廣洽法師紀念館收藏的畫作墨寶裡,清末民初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題贈廣洽法師的書法「香光莊嚴」也吸引了我的注意。

以往對於呂碧城的認識,首先是她的詩詞文采,二十歲出頭,便擔任天津《大公報》的編輯,倡導女權和女子教育。她與同樣號「碧城」的鑑湖女俠秋瑾惺惺相惜,兩人在1904年初識便一見如故,秋瑾邀請她共赴東瀛,從事革命運動,呂碧城認為自己抱持的「世界主義」不在推翻滿清,於是甘心文字之役。1907年秋瑾遇難,呂碧城冒生命危險毅然為秋瑾處理後事,如此的膽識道義絲毫不讓鬚眉。

看見呂碧城題贈廣洽法師的書法,方知曉她與廣洽法師因佛結緣。呂碧城的墨寶罕見,李保民先生在《呂碧城詞箋注》一書中,附了呂碧城寫宋代真歇禪師的〈涅槃堂詩〉,筆法和這幅「香光莊嚴」一致,不過這幅「香光莊嚴」中堂更為端整俊秀。呂碧城曾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畫,她受印光法師感召,在1930年皈依佛法之後,畫過普賢菩薩聖像等佛畫。她虔心向佛,呼籲戒殺護生,自己身體力行,簡食茹素。

1937年11月,呂碧城自香港往歐洲,前此她已經有多年的歐美壯遊,著有《歐美之光》、《歐美漫遊錄》,用舊體詩詞寫出對西洋文明與風光的觀感。此次停留星洲,據李保民編〈呂碧城年譜〉,呂碧城下榻黃典嫻府上,黃典嫻是僑領黃亞福之女,和呂碧城同樣為關注女子教育的佛教徒。

歐陸戰爭爆發,1940年呂碧城從瑞士返國,途中羈旅南洋一段時間。約莫就在1937年或1940年,呂碧城書寫「香光莊嚴」四字贈廣洽法師。

星洲之於呂碧城,是宏揚佛法之境,也是作品付梓之地。她所翻譯的佛經,例如中英對照的《妙法蓮華經普門品》由僧人及信眾發心助印。在呂碧城翻譯的《妙法蓮華經普門品》,她認真比對了當時通行的三種英文譯本,選擇克爾恩(H. Kern)直接從梵文翻譯的版本,並且補充了其他中文譯本缺漏的部分偈言,是推行佛典閱讀的殊勝功德。

從呂碧城寫給詞學家龍榆生的書信得知,呂碧城的四卷本《曉珠詞》預定在1938年2月於新加坡刊行,雖然刊行時有所耽擱,讓她感嘆無奈失望,後來還是出版了。她在〈石州慢.自題曉珠詞〉寫道:「拼教郢苑陽春,換與梵音潮汐」;《曉珠詞》的跋文裡反省了填詞是否妨礙學佛的問題:「夫浮生有限,學道未成,移情奪境,以詞為最。風皺池水,狎而玩之,終必沈溺」,然而「至若感懷身世,發為心聲,微辭寫忠愛之忱…詞雖末藝,亦未嘗無補焉。」她離開新加坡前往歐洲時,刻意把詞韻的書都留下,出版《曉珠詞》是為了總結文學因緣。不過,就如同她所說的:人生的感懷,仍不免要靠文字抒發。尤其在去國懷鄉的暮年,獨身的呂碧城回首光華燦爛的往昔,文學還是不可或缺的慰藉。

「護首探花亦可哀,平身功績忍重埋。匆匆說法談經後,我到人間只此回。」1943年,呂碧城留下這首絕命詩告別,病逝於香港。友人依其遺囑將火化的骨灰和合麵粉成丸,投入海中。

深得佛法三昧的修道者如通體飄香,形軀銷殞,芳馨猶存,那是「三百年來一詞人」呂碧城留給世間的「香光莊嚴」世界。
 
《南洋藝術》30(20105),頁28-31

和為貴

圖1 年畫「一團和氣圖」


圖2 明憲宗朱見深「一團和氣圖」



圖3 元人「同胞一氣圖」


《論語.學而》記:「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以現代的文化語境來說,就是社會的美善需要憑藉合適與和諧的行為規範。禮儀的用處在於達成平和的社會秩序;在實踐禮儀時,重要的是內心與外在都能呈現中和的狀態。

愈是經濟發展力強盛的地方,愈有可能產生貧富落差;愈是人口流動頻密的地方,愈有可能引起優劣競爭。「和為貴」的訴求,其實是肇始於諸多造成「不和」的因素,正視「不和」的存在,希冀經由公平正義達到和平的境地。

中國的民間創作裡,也透露了「和為貴」的思想。歲暮迎新,一則以避邪遠禍;一則為招喜納福,中國人用圖繪、剪紙、版畫等藝術形式,表現對於新年的祝願和歡愉。有的在門上貼神荼、鬰壘等門神的畫像;有的在窗上貼紙花;有的在牆上、家俱上貼圖樣,「一團和氣圖」,就是其中饒富意義的作品。

「一團和氣圖」(圖1)的主體是個渾圓的人形,官人、老婦、小孩的人形都有,無論是哪一種人形,同樣是笑容滿面,手裡拿著打開的捲軸,捲軸寫著「壹團和氣」。主人公雙足併攏,身軀圍成富態工整的圓圈,有的袍服上繫了如意結飾;有的繪著蝙蝠、牡丹花、祥雲紋,增添吉利的兆頭。人身的「一團」與微笑的「和氣」,組合成繽紛多彩的畫面。有的圖畫在人物的上方,還綴有「和合致祥」的牌匾。

一般認為年畫「一團和氣圖」的原型來自明憲宗朱見深的同題之作。題作於成化元年(1465)的「一團和氣圖」(圖2),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是一幅結構巧妙的「三位一體」畫。乍看之下,和年畫「一團和氣」很像,是一個坦腹微笑,盤腿抵足的僧人,仔細觀察,發現原來有三張臉湊近一起,左側是頭頂方巾的儒者,右邊是戴冠子的道士,形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形象。

從朱見深「一團和氣圖」的題款得知,他製作這幅圖畫,畫的是象徵佛教的惠遠法師、象徵儒家的陶淵明,以及象徵道教的陸脩靜,三人聚而論道,談機深合,讓一向送客不過虎溪的惠遠法師不知不覺越過「界限」,所謂「虎溪三笑」的典故。「虎溪三笑」的喻意符合三教合一的主張,但是除了宗教之外,這位善於作畫警惕世人的皇帝還寄託了和平共存的期許,他在說明畫旨之後,感嘆道:

嗟!世人之有生,並戴天而履地,既均稟以同賦,何彼殊而此異。惟鑿智以自私,外形骸而相忌,雖近在於一門,乃遠同於四裔。偉哉達人,遐觀高視,談笑有儀,俯仰不愧,合三人以為一,達一心之無二,忘彼此之是非,藹一團之和氣。噫!和以召和,明良其類,以此同事事必成,以此建功功必備。豈無斯人輔予盛治?披圖以觀,有概予志。聊援筆以寫懷,庶以警俗而勵世。

因此,「一團和氣圖」強調的是忘卻彼此的是非與差異,而求其和合,這和宋人說的「一團和氣」意思有不同。宋代胡安國等人輯錄謝良佐的言論作《上蔡語錄》一書,其中提到理學家程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指的是儒者的和藹氣象。而明憲宗在上諭裡把「一團和氣」理解成不同地域的人互相欣賞,和睦共處:「山陜之人當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當推重山陜之武,如此則文武並濟,各効所長,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團和氣,豈不美哉!」

「一團和氣」的主題在宗教上被「混元三教九流圖」繼承,在民間則變成平易通俗的吉祥圖畫。因著「和氣生財」的想法,民間「一團和氣圖」上的牌匾有的寫著「貨真價實」,於是有招財的意象,加上人物體態彷彿布袋和尚和彌勒佛,也接近財神的性質。

元代「同胞一氣圖」(圖3)和「一團和氣圖」的主張類似,但更充滿童趣。「同胞一氣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畫的是四個著蒙古服飾的小孩,其中三個孩子正在烤包子,手裡拿著包子,眼睛還瞪得老大看著炭爐上的包子。另外一個年紀較小的孩子,是調皮得把包子當毽子踢呢?還是包子燙手失落,趕緊追去拾撿呢?烤包子的煙氣和香味縷縷上升,可不是「同包(胞)一氣」麼?元代的族群問題不比今日單純,畫家用天真的孩童表現人們原初的「無等差」,也是以和為貴的意涵。

求財富、求安樂,總歸要先求和平。「一團和氣」,是最貼切的祈願。


(NTUC Lifestyle雜誌詢問我有關年畫「一團和氣圖」的問題,作本文以答之)
 
2009年12月2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大地之書──崔大地的甲骨文書法藝術

崔大地先生


崔大地甲骨文書作 新加坡私人收藏

簡經綸《甲骨集古詩聯》



大地先生早就是星馬聞名的書法家,據說他在戰時只帶了幾枝毛筆到南洋來。……我想大地先生第二故鄉也已決定了是檳城吧?在檳城街上,假如認識他的字的人留心看,在五步或十步之內,必定會發現他寫的橫匾招牌或對聯。
──淩叔華〈記我所知道的檳城〉[1]

在淩叔華(1900-1990)的文章裡初知書法家崔大地(Tsui Ta Tee, 1903-1974,圖1)[2]先生,去檳城旅遊時稍稍留心,牛干冬和檳榔律交叉口,看見了崔大地題寫的仰生皮料行匾額,穩健的魏碑風格,讓務實的買賣增添了些許古雅。蓮花河路上,張弼士舊邸的藍屋斜對面,是駱清泉先生接待過崔大地的「國泰旅社」[3],我徘徊流連,頗有「昔人已乘黃鶴去」之感。[4]

崔大地是少數精擅真、草、隸、篆各體的書法家,他於1973年接受採訪時自述出生於北京的中產家庭,從小熱愛書藝,由碑學入門而出於帖學。而他最為鍾情的,則是甲骨文和鐘鼎文。

中國書法總講求「書如其人」,「風格即人格」,若分析崔大地的書風,則發現困難重重。一方面是他通曉各體,自出新意,融鑄一爐,無法從碑與帖的既成套式簡單涵括;另一方面,崔大地的生平事蹟比較模糊。從蒐集來的零星資料得知:他在中國時是教師,也參加政治會議;一說他曾服務軍政界,家人都在日軍轟炸重慶時罹難[5]。二次大戰期間,他遊走中國邊境,前後去過香港、澳門,在越南的海防(Haipong)、河內、西貢(今胡志明市)住過一年多,舉行過展覽。然後往柬埔寨和泰國。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崔大地在泰國南部合艾市認識陳詩暢[6],受陳詩暢協助開辦展覽,前此曾經在曼谷展出過作品。1946年,崔大地到新加坡,受到黃曼士(1887-1963)接待[7],在中華總商會開展。此後的生平事蹟,都離不開展覽會:1948年在吉隆坡。1949年在檳城。1950年在怡保等地。

1953年,崔大地赴英國,在中英文化協會、倫敦大學、牛津大學等處開展。1954年,在巴黎桃樂賽畫廊開展。1955年,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演講及示範書法。之後回到檳城,參加過駱清泉主持的檳城藝術協會[8]。1965年移居新加坡,教授書法,曾經擔任過華義中學書法學會義務導師。[9]

羅列崔大地以展覽會貫串的一生,我只能說:他是安身立命於書法,別無旁騖,不折不扣的書法家。難怪凌叔華要說他「只帶了幾枝毛筆到南洋來」。

過去在圖錄上欣賞過崔大地的作品,在畫廊偶見他的行書,新加坡私人收藏的崔大地甲骨文墨寶(圖2)開了我的眼界,讓我重新理解甲骨文書法在南洋的傳承。

這幅甲骨文書法沒有年款,寫的是四句詩:

昔去雪如花
今來花如雪
日暮行采歸
狂風吹古月

很巧妙的詩句組合,首二句來自南朝詩人范雲的〈別詩〉:
洛陽城東西,長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

第三句來自顏延之〈秋胡詩〉之七:
高節難久淹,朅來空復辭。遲遲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慚歎前相持。

最後一句則是李白的〈司馬將軍歌(代隴上健兒陳安)〉: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

選取前人的詩句重新組織的「集句詩」,始於西晉傅咸的〈七經詩〉,在唐代稱為「四體」。「集句詩」有錢鍾書所謂在古人「集中作賊」[10]的惡名,一般被認為是遊戲文字,有如打油詩。到了宋代,像王安石、文天祥等大家,以嚴謹的態度從事「集句詩」,把原本各不相干的詩句拼湊接合得天衣無縫,別開生面,使得「集句詩」也具有抒情言志的功能,影響了後世對「集句詩」的推崇觀點。[11]

殷墟甲骨文和居延漢簡、敦煌藏經洞文書、明清內閣檔案,並列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的四大重要發現[12]。一般認為甲骨文是由王懿榮(1845-1900)於1899年發現,至今正好110年。甲骨文的研究,歷經了考古出土、辨析文字、斷代分期等過程。1921 年,羅振玉(1866-1940)出版《集殷虛文字楹帖》,是為甲骨文書法之先聲。羅振玉於該書跋文說道:「取殷契可識者,集為偶語,…用佐臨池」,即是把可辨識的甲骨文寫成對聯,做為書法的材料。之後,章鈺、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都有續作,1925年,羅振玉將四人的集聯合為《集殷虛文字楹帖匯編》,為書法界提供了範本。

除了集字為聯,後繼有甲骨文書寫的集句詩,例如丁輔之於1928年出版《商卜文集聯.商卜文集詩》,其中便有集七言絕句詩30首。1937年,簡經綸(1888-1950)[13]出版《甲骨集古詩聯.上編》,對聯之餘,還收有集句詩37首。前文提及的崔大地甲骨文書法集句詩,以及收錄於《崔大地先生遺墨與弟子作品展特集》的另一幅甲骨文作品,均可見於簡經綸的書中(圖3)。[14]

崔大地的甲骨文書藝,一說得益於大英博物館的收藏,由集句詩的來源和筆法,可知也受益於簡經綸。黃石庵在〈幽燕崔大地先生遺墨展序〉[15]裡,特別推舉簡經綸和崔大地是其所見對書法最有真知灼見者,由探得崔大地甲骨文書藝的範式,也可明白其間的因緣。

不同於董作賓(1895-1963)等學者是帶著研究字體結構和握刀運筆方式的心態臨摹甲骨文,簡經綸的目的不在學術,而是更重視書法的意趣。因此,有別於學者整理歸納的甲骨文字形,簡經綸寫的甲骨文字有的經過改造和簡化,比起董作賓的渾厚高古,簡經綸的字較為蒼勁清雅,崔大地的風格與簡經綸若合符節。例如董作賓寫的「花」字,上端象徵開花,下端象徵根部,根部左右各三撇,崔大地和簡經綸都作兩撇。「風」字,董作賓寫的是象鳳鳥的形,崔大地和簡經綸都以簡筆概括。「月」字,董作賓和崔大地所寫的盈虧方向剛好相反。再如「昔」字、「采」字,崔大地寫的也都不像甲骨文拓片呈現的繁複。[16]

董作賓研究指出,甲骨文是以「先直後橫」的順序刻寫[17],故而他寫的甲骨文書法也遵循此規律,豎畫較粗,起筆圓,提頓而下,中鋒行筆,上粗下細。崔大地則刻意營造以筆代刀的效果,筆畫均整,橫平豎直,粗細少有變化,各筆不相聯,時見飛白渴墨。

埋藏於地底三千年,甲骨文重現天日,改寫了中國文字文明的歷史。脫離了卜筮功能的甲骨文書法,為清代以來碑學、帖學與金石學爭輝的書壇,開啟新的榮光。如果說董作賓的甲骨文書藝秉持著對甲骨文字的堅持;崔大地以及簡經綸則洋溢著詩人的瀟灑。「昔去雪如花,今來花如雪」,一去一來,飛雪與繁花交迭的季節流轉,時間,就這樣逝去。「日暮行采歸,狂風吹古月」,遠行的人踏在歸鄉之途,前路迢迢,迎面而來的,是激烈的狂風吹颳亙古的月色。一首蘊藏「風」「花」「雪」「月」的集句詩,竟也可以浪漫而高古,這是模刻甲骨文字於紙端,浪漫而高古的大地之書。


後記:
本文之完成,承蒙陳日輝先生、彭銘祥先生惠借資料,謹此致謝。

[1] 凌叔華:《愛山廬夢影》(新加坡:世界書局,1960年)。
[2] 崔大地的生卒年,一般都作1903至1974,《新加坡書法選輯》(新加坡:新加坡中華書學協會出版,1984年),則作1904至1975。Lisa Sharp於1973年專訪崔大地的文章中,說他當年68歲,見”Singapore Calligrapher”, Arts of Asia (1973)。
[3] 參看陳玉佩:《近百年來華文書法在馬來西亞的傳播與發展》,(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4] 衣若芬:〈沈睡的街道〉,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8月9日。
[5] 陳詩暢序,1975年紀念崔大地逝世一周年特展簡介。
[6] 陳詩暢後來經營檳城怡齋畫廊。
[7] 馬駿:〈淪陷時期的曼老〉,黃淑芬編:《黃曼士紀念文集》(新加坡:南洋學會,1976年),頁71。
[8] 鍾瑜:《馬來西亞華人美術史(1900-1965)》(馬來西亞:正山國際設計藝術集團,1999年),頁84有崔大地與檳城藝術協會同好之合影。
[9]有關崔大地的生平事蹟,根據崔大地的弟子王原人和吳耀基整理的簡介,《崔大地先生遺墨與弟子作品展特集》,自費出版,1988年。
[10]錢鍾書:《談藝錄》(香港:中華書局,1986年),頁245。
[11]詳參裴普賢:《集句詩硏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年)。衣若芬:〈嚴謹的遊戲:王安石〈胡笳十八拍〉論析〉,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9年。
[12] 王國維在1925年於清華大學的演講〈最近二三十年間中國新發見之學問〉即指出此四者,以及「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見王國維:《王國維經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年)。
[13]簡經綸,字琴石,號琴齋,別署千石樓主,室名千石樓、萬石樓、在山樓,廣東番禺人。早年曾任職政府機構,後遊歷南洋歐美,晚年定居香港。著有《琴齋印留》、《千石樓印識》、《甲骨集古詩聯》、《琴齋書畫印合集》等。據李來興為劉創新:《南國翰墨緣》(馬來西亞:大將出版社,2007年)寫的序文,簡經綸曾經在1936年左右於南洋舉行過展覽會。
[14] 嚴一萍編輯:《集契匯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簡集六〉,頁40,44。
[15]《崔大地先生遺墨與弟子作品展特集》,自費出版,1988年。
[16] 參看馬如森:《殷墟甲骨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年),下編〈殷墟甲骨文可識字〉。
[17]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年)。
(新加坡《南洋藝術》2009年12月)

2009/11/24

敬酒.罰酒.十八禁

日前看了一部「十八禁」的電影。
絲毫沒有「兒童不宜」的畫面和情節,網上的討論天地裡卻堂而皇之的歸於「十八禁」──禁止十八歲以上的人觀賞。
不再相信這種純純的情懷,對「死生契闊」的愛嗤之以鼻,唱「浪漫不能當飯吃」高調的「大人」,都在「勸阻」的一列。
那一條被成人畫出的禁止的線,被青少年拉來拒絕了制定規範的成人。
雖然「越界」輕而易舉。
世間之事,有時讓人分不清界線,自己是站在界線的哪一端。
比如敬酒和罰酒。
喜愛飲酒的人,自然歡迎宴席上的敬酒;相反地,敬酒反倒如罰酒,面對主人殷勤勸飲而難以招架,苦不堪言。
我幼時見識過這種宴席上的「攻防」場面。父親善飲,但也不願頻頻乾杯,我猜有「保留作戰實力」的預算。
後來我參加的宴席很少再見到主客各執酒杯,為「誰先喝」、「喝多少」、「不喝就是不給面子」爭得臉紅脖子粗的情形。
在河南,幼時見識過的場面彷彿重吹「古風」,令我眼界一開。
因故遲了些到達宴席,在座的客人們鼓譟著叫罰酒。依台灣的習慣,晚來者罰酒三杯,由於性別的差異而對女士「網開一面」,通常舉杯朝主人致歉,淺酌一小口便算「過關」。我秉「慣例」舉起酒杯,主人立即示意叫我放下,說:「不忙!不忙!」
想是主人體恤,我放下酒杯。
主人接續方才對當地的「簡報」,物產如何豐盛、交通如何便利、氣候如何宜人…
然後舉杯向客人敬酒,客人們行禮如儀。
敬酒後吃些冷盤菜,主人換了個話題,說本地人好客,視客人如親朋熟友,稱客人到來道:「你回來了」。即便是初來乍到的異鄉人,也要說:「歡迎回來。」
客人們嘖嘖稱奇。熱菜逐一上桌,主人再舉杯向客人敬酒,客人們行禮如儀。
有的客人起立向主人敬酒致謝,主人擺手示意客人坐下,並不飲酒,且不回敬。
這時我才恍然發現,沒有主人的「發號司令」,客人是不宜自作主張──自己獨飲固然不可,也不得隨便向主人或別的客人敬酒。這宴席有一套我還沒弄清楚的「潛規則」,非僅我這台灣客人無所適從,其他外省來的客人也都茫茫然。
主人三度向眾人敬酒,客人們行禮如儀。
主人說:「現在你們可以互相敬酒了!」
意思是:「現在才可以向主人敬酒。」
酒精濃度五十二的白酒,喝了三口已經渾身暖熱,我看其他客人和我一樣有點發怔。
主人說,今天這酒是國宴酒,中央電視台打廣告的,價格不菲。剛才三回向群體敬酒,叫做「新聞聯播」。接著的節目是「天氣預報」。
主人起身先乾一杯,主人右手邊的是主賓,從主賓開始,逐一敬酒。
主人斟滿客人的酒杯,客人乾杯。再斟滿,客人再乾杯。然後輪到下一位。
我們這些客人都不勝酒力,個個「央求」主人「法外開恩」,小飲一口算數。主人先是不肯,勸我們「放開來,放心喝」,說「研究文學哪有不會喝酒的?」
討價還價,多則半杯,少則一口,領受主人盛情。
席間一位女士有孕在身,「拜託」主人「放過一馬」。主人嚴明,說:「喝酒不會,喝水會吧?」
可是桌上並沒有水啊。
眾客人紛紛解謎獻策,答案約莫是:「做做樣子,抿抿酒杯。」
「天氣預報」一輪,主人又向主賓敬酒。滿臉通紅的主賓說:「我剛才喝過了!」
主人笑笑,說:「你是北京,天氣預報是北京再報一次。」
主賓討饒,兩人再討價還價一番。我看主賓似乎沒輒。
主人說:「上魚了,給主賓斟『魚頭酒』。」
魚頭朝向主賓,「魚頭酒」共三杯,女侍應生每斟一杯,要說四字一句的吉祥話。
「魚頭酒」之後是「魚尾酒」。魚尾朝向的客人幾乎想逃!
主人請主賓動筷子「剪綵」,吃第一口魚。不明究理的其他客人已經在重播「北京」天氣時吃過魚了,頓時好生尷尬。
主人說:「『天氣預報』之後,本來應該是『焦點訪談』節目,看各位,今天『焦點訪談』就不播了吧。」
客人們像是鬆了一口氣。
我孤陋寡聞,不曉得其他地方是否也有這麼由主人主持的「程式化」敬酒禮儀。想起從前讀《禮記》,「鄉飲酒禮」不也是規矩井然的嗎?
大部分的國家都對年滿十八歲的國人開放「飲酒權」,不受「十八禁」的制約,在成年人的社交圈,敬酒或是罰酒都是酒,「勝負」存乎一心啊。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11月29日)

2009/11/05

淚是鹹的,血也是

1998年我的父親去世。
和「中國」聯繫的線,斷了。
我的身邊,再沒有最親近的,從大陸來的人。
十多年來,我經常想寫紀念父親的事。我的電腦裡,幾篇無法完成的文章,但寫著寫著,淚水總是模糊了我的視線(現在也是)。
對我而言,父親是背負著沈重的歷史的謎。
一個不清楚自己的生日、自己的生肖,1948年到台灣後被聽不懂山東話的戶政人員隨便改了名字的,我的父親。
我讀小學的時候,學校調查家庭狀況,表格上有我祖父母、曾祖父母的欄位。我的父親,記不得他爺爺的名字、奶奶的姓氏。
在家裡,爺爺就是叫「爺爺」,奶奶就是叫「奶奶」,名字,是讓別人登記的。在不需要被登記的時代,名字的存在一點沒有必要。這是我現在的理解。
但是七歲的我,為了父親記不得自己爺爺的名字而羞恥,而氣急敗壞。
我讀的貴族小學,怎麼會有我這種老家不是財大勢大的孩子?怎麼向老師報告,我的爸爸不曉得他的爺爺的名字?
「大概是什麼?」我逼問著父親,我快哭出來了,想到交白卷會被老師怎樣對待。
1998年元宵節過後幾天,父親離開人世。我清楚記得那天清晨接到母親的電話。趕到三軍總醫院,父親住的那層病房的電梯門一打開,我聽見鬼哭神號,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氣旋一般的聲音。
我其實是對父親的過往充滿好奇,但那又彷彿是個禁忌。他有時說說,有時說,說的和上一次說的不一樣。
父親的「歷史記憶」唯一沒變的,是老家在「溫泉鄉」。直到父親往生後幾年,我的弟弟返回老家,我才相信,真的,地址是「溫泉鄉」。
從老家帶來的族譜複印本,寫了我們兄弟姐妹的名字和學歷。原來,我們這稀少的姓氏並不孤單。
我的1998年,在十一月的哈佛大學被劃上句點。
每天隨身攜帶的手札筆記本,連同背包、機票、護照,全部被偷。
無法彌補的,我歷經父親在世與往生的心情思緒,全部被抽空了。
記憶的片段,難以連貫拼湊完整我的1998年。人生中曾經有那麼深刻的時光,失去了文字,再造出的,都只是殘局。
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我也尋覓著,屬於我父親那一代的殘局。
父親說過山東流亡學生,雖然他並不是。他在澎湖的歲月,約莫即當時在流亡學生當中「清共」之際。前幾年一位長輩學者研究那段歷史,因為他身歷其境,告訴我:一天上午升旗典禮,老師問:是匪諜的站出來。連「匪諜」是什麼都沒搞懂,以為是種榮譽頭銜的青年學生,就這樣被槍斃了。
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過程很不舒服。
一種幾乎承受不住的痛。
所以書在手邊,許久才看一篇。情緒不穩定的時候,根本不敢翻開。
十月底去成都開會,五個小時的飛行途中,我突然很想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可惜書不在行李中。
回到新加坡,覺得調整好心思了,兩天一夜,看完。
然後,無所預期的,從心到身的,疼痛。
去游泳。
游泳是我認為最好的減輕疼痛的方式。
在水裡,哭了也沒人發現。
抹抺眼睛,拖著沈重的腳步回家。
歷史的重量,弱小的我真是負荷不了啊!
接著的兩天精神恍惚。在網路上拼命看日軍的記錄片,神風特攻隊的瘋狂自殺。一位生存者接受採訪說,把手指切開,用自己的血塗上額頭國徽的紅丸。
輕快的、憂鬱的、激昂的、溫柔的,各種日本軍歌。
撞擊船艦,俯衝地面,前兩秒剛喝下歡送的酒,爆炸的火焰轟然沖天。
生命如草芥,砍頭的、焚燒的,二十世紀中葉的人類,與怨靈共浮沈的時空。
那是我父親走過的歷史,儘管他說不清。
太長,也太短。苦與樂,悲憤與抑鬱。
我是要找一個指責的仇敵,把山風海雨漫天傾瀉的憾恨都加諸於他嗎?
還是,只想麻木,轉身嘲笑成王敗寇的愚蠢荒誕?
千千萬萬的,被歷史的洪流捲起,被戰爭的浪潮打碎的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只是存乎千千萬萬之一二。
一九四九,絕非有的人以為的「再普通不過的一年」。這本書,也絕非有的人妄言的「抒情的虛構」。
我深深相信,淚是鹹的,血也是。

2009/09/29

申師任堂:紙鈔上的「韓國孟母」


(傳)申師任堂「草蟲圖屏風」(韓國中央博物館藏)



韓幣五萬圜,2009年6月發行



申師任堂畫像

日圓五千元


申師任堂(1504-1551)有「韓國孟母」之稱,她培育教養了儒學大家李珥(栗谷,1536-1584)。「申師任堂與李珥」在韓國是著名的成功親子典範,1979年他們母子的故事被拍成電影。

今年六月,申師任堂的畫像被印在新發行的最大面額紙鈔,五萬元(相當約六十新元)的韓幣上,引起了社會的關注。這是韓國首位被選為貨幣圖案的女性,等於是呼應並且滿足了「栗谷學會」會員在2004 年即希望「把栗谷母親申師任堂印製在鈔票」上的訴求。

然而,大眾對於新貨幣上的新主角卻有不同的看法。

主要爭議之一,是申師任堂「母以子貴」,把她的畫像印製在鈔票上,表面上是提昇婦女地位,讓女性也具備被國家歷史文化認可的資格。和一千韓元上的儒學家李滉(退溪)、五千韓元上的李珥,以及一萬韓元上的世宗大王畫像,同樣透過日常金融的流通而被記得。不過,這是否反而倡導了婦女的成功必須以母親的身份,從家庭開始呢?

主要爭議之二,是鈔票上的申師任堂與過去通行的畫像不一致,簡直像影視媒體塑造的,黃真伊之類的朝鮮名妓,大大破壞了「賢母良妻」(韓語的說法與中文不同)的形象。

2004年,早夭的「明治紫式部」,女作家樋口一葉(1872-1896)的容貌出現在五千日圓上,也有反對的聲浪,原因是她的作品成就不夠高,太沒名氣,太不值得紀念。

有名與無名的女性,一旦被印製在貨幣,都會遭受質疑。不曉得有沒有哪一個國家貨幣上的男性畫像遭受過批評?

其實,申師任堂的歷史文化地位不應該只從她「韓國孟母」的一面去認識,她詩文、繪畫、刺繡的藝術才華,也是不容忽視的。韓國至今仍有以她命名的美術獎項。

申師任堂出身於官宦之家,接受過傳統的人文教育。「師任堂」的堂號意謂著她有心效法周文王的母親太任。比她年代較晚的朝鮮女儒學家任允摯堂(1721-1793)說的:「婦人而不以任姒自期者,皆自棄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時的「進步婦女」相夫教子的驅動力,便是做為聖人賢王的母親,經由家庭倫理,可以完成自身「上期聖賢」的理想。

依照朝鮮時代初期的制度,女子婚後仍能住在娘家,申師任堂在家婆過世後,才從江原道江陵地區移居漢陽(今首爾),和丈夫李元秀自立門戶。三十八歲正式告別親生父母,申師任堂的漢詩〈思親〉,至今仍令許多出嫁的女性感同身受:

千里家山萬疊峰,歸心長在夢魂中。寒松亭畔孤月,鏡浦臺前一陣風。沙上白鷺恒聚散,波頭漁艇各西東。何時重踏瀛路,綵服斑衣膝下縫。

申師任堂擅於繪畫山水和花果草蟲,尤其是她細緻精工的草蟲圖,流露溫婉閨秀之氣。她的「西瓜與雞冠花」圖,印製在五千韓元紙鈔的背面。傳為申師任堂的「草蟲圖屏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茄子雙鳥」圖(福岡市美術館藏),設色鮮明,筆觸穩健,技法純熟,水準與明代花鳥名家呂紀、林良不相上下,又富有朝鮮民間繪畫的活力。

一般所知的申師任堂畫像,是畫家「以堂」金殷鎬(1892-1979)繪製,1986年被韓國政府指定為申師任堂的標準肖像。畫中申師任堂梳著光潔的髮髻,鵝蛋臉,身穿樸素的韓服,是一位端莊的中年婦女。五萬韓元上的申師任堂畫者「一浪」李鍾祥乃金殷鎬的弟子。畫家做的最大改動,是申師任堂的臉型變圓,頂上堆盤著如雲的濃密髮辮,令人聯想起申潤福的「美人圖」,看起來較為清麗柔和。

因為有違於過去申師任堂的形象,而被排斥嗎?畫家明知前有既定的畫像,為何還「別出心裁」呢?

在考慮為何女性畫像很少被採納於紙鈔上,得知一個超越性別的「技術問題」──男性畫像往往有較捲曲的頭髮、鬢毛或鬍鬚,複雜的線條不容易仿製,能夠達到防偽的效果。

原來如此呀!紙鈔上的人物選擇,可不單純是「價值理性」的問題,什麼代表國家的歷史文化,「工具理性」,才是關鍵。

無論接不接受申師任堂的女性形象,大家還是會喜歡擁有她的吧。五萬韓元,可以飽餐一頓韓國烤肉呢!

(2009年10月4日 新加坡「聯合早報」)

 衣若芬:《感觀東亞》,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榮獲2015年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案)

2009/09/22

蠟筆小新搞什麼


在馬來西亞的7-11可以買到馬來語版的「蠟筆小新」


和新加坡的學生講笑話,有時不但有代溝,還有「文化隔閡」。

詼諧幽默,本來就有著本土與普世的差異,國際間的文化交流,讓「世界級」的好笑形成共同的感應。我想,至少在台灣,不喜歡蠟筆小新的人也曉得他在搞什麼「飛機」。在韓國,兒童節目頻道讓「也會講韓國話」的小新滲入了孩子們的搞笑語彙。在香港,儘管據說收視率不高,小新的「惡形惡狀」還是有不少樂在其中的「粉絲」。

在新加坡,別說電視上看不到小新的卡通;漫畫書店裡,包膜上貼著「未成年不宜」的標籤。

所以,偶爾說著無厘頭的小新怪行和「反常合道」的言詞,不能出現預期的「笑果」。除非上網觀看,去街角偷買,守規矩的學生是不懂得蠟筆小新的。

懂不懂得蠟筆小新也沒什麼大不了,我尊重各個國家區域社群的主張,選擇,或是排斥。漫畫家臼井儀人在創作「蠟筆小新」時,起初是定位於成人讀者,不免夾雜成人欣賞的內容(這一點,新加坡是符合了作者的原意)。許多家長禁止孩子看小新的卡通,讀小新的漫畫,就是怕孩子學壞,即使沒有國法約束,家規裡的蠟筆小新也可能是「未成年不宜」的。

漫畫在日本的普及和出版的興盛,讓男女老幼有屬於自己階層的讀物。一個五歲小男孩的性意識,在成人讀者看來,荒唐可笑,甚至有些邪淫。

我至今不明白「蠟筆小新」的「蠟筆」是什麼意思。他臉上像蠟筆一樣粗的眉毛嗎?還是,他引以為傲,經常愛露出獻寶,兩腿之間的「大象」?

「大象,大象,你的鼻子為什麼那麼長?」

這首兒歌被五歲的野原新之助唱成了靡靡之音。唱著唱著,擺動他的「大象」,搭配扭屁屁舞,總是能惹來旁人尷尬的笑聲。

邪淫的小新,翻轉了「正常」小男孩的天真,強烈的性好奇和老氣橫秋的「把馬子」招數。與其說小新是「早熟」,不如說他的模仿使得成人世界的兩性(跨性)關係解構。嬉笑怒罵中,還「派不上用場」的小新大象被徹底的「神格化」了,小新對自己大象的迷戀自豪,和信口開河炫耀個人性能力的人,都是可笑、可愛,又可憐的。

「蠟筆小新」充斥的變裝、變性,價值倒錯、真偽反覆;時而後設,時而實筆,在創作至今將近二十年的當下看來,毫不怪異了。也有讀者表示小新的大膽辛辣,驚世駭俗已經力道大減。我想,願意接受小新的讀者不以為忤,早就習慣了他的種種行徑;近二十年來,思潮與流行的變化,後解構、後現代,不曉得「後」到地球的哪一層了,小新等等,又排得上第幾名呢?

在最嚴肅的時候輕鬆面對;對最微不足道的事物專注認真。謬誤裡開出生存的本領;糞土邊綻放一朵絕世奇美的花。

「蠟筆小新」裡有一集畫了漫畫家被害。一個瘋狂的讀者不願看到故事的結局,去漫畫家行凶。應門的是漫畫家的妻子,被迎上前的刀子捅傷倒地。

那不是臼井儀人的夫子自道,也不是預知。漫畫家有他告別人世的方法。拍下最後一眼看見的日本山景,在還未春風吹雪的九月,飄墜,如一片被小白追著的落葉。

(2009年10月6日,台灣「聯合報」)

2009/09/16

非遺










中國大陸喜歡化繁為簡,簡體字當然是其中之一,還有把一些名詞掐頭去尾的簡稱,乍聽之下,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細細揣摩,方才恍然大悟。
近日學到的名詞是「非遺」。

電視新聞、報章媒體,乃至於圖書館的展覽都聽得到、看得到「非遺」。「非遺」讓人想起「非典」,但此「非」非彼「非」,兩者毫無關聯,比「世博」還難理解。

「非遺」,「非」若作否定意義講,就是「不遺」,要提醒人不遺忘(?)遺失(?)遺憾什麼嗎?「有看沒有懂」。

瞧瞧內容,原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簡稱。

把”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翻譯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實在是很奇怪。若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制定的公約,參考維基百科得知,”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包括:
1,口頭傳說和表述,包括作為媒介的語言
2,表演藝術
3,社會風俗、禮儀、節慶
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
5,傳統的手工藝技能

即使語言和知識不是由物質構成,但是保存和傳布的過程仍不免憑藉物質;再說慶典活動和表演藝術,是具象的呈現;手工藝更是物質文化的產物,怎麼會被概括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呢?

「非物質」的概念,似乎暗示「物質」是帶有負面的評價,「非物質」即等於「精神」,而「精神」是「無形」,甚或「形而上」,是「崇高」的。相對的,「物質」是「有形」、乃至「形而下」的,層次比較低。

近年來,研究物質文化已經成為熱門顯學,早就破除了「物質」與「精神」對立與高下的迷思。世俗和風雅,也很難僅從「有形」和「無形」去判斷。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想法和作為,在世界各地廣受重視之際,往往把老祖宗的「遺產」轉生成當下的「財產」,配合觀光旅遊,大做生意。有些「起死回生」的「遺產」,還真的「輪迴」為活潑潑的「財產」,把「聯合國」 的金字招牌掛上,好像就保證了它的重要性和可看性。

弔詭的是,就像谷崎潤一郎提過的,個人或小眾的私密景點,只想默默行旅時悄悄獨享,生怕一旦張揚,人群雜沓,淪落塵俗;許多被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變調變質,也由於聯合國將之公開。遲暮的美人強裝少女的可愛,讓人不曉得該欣賞,還是該同情。

經常看到的,是儀式活動變成了娛樂表演。在湘西的觀光苗寨裡,熊熊的營火照耀著趕屍的人,飛撒的冥紙飄搖在我的腳邊。另一頭,法師道士正在上刀山,主持人呼籲觀眾給予「掌聲鼓勵」。在蘇州的文廟,酷暑的六月盛陽讓準備慶祝「今天是孔子生日」的學生們掩袖揮汗。「祭孔大典」的「三牲」是塑膠製,綁著大紅蝴蝶結的豬頭、羊頭、牛頭。見識過很多惡搞kuso玩意兒的台灣旅客如我,遇到這種煞有介事的場面,一時還不確定要肅然起敬,向孔老夫子「拜壽」;還是準備好大笑三聲…

如果你乘坐巴士,看見巴士大叔的擋風玻璃前懸吊著日本招財貓、阿彌陀佛像,以及毛澤東和天安門的金牌(上面寫著「福星高照」),大概可以放心吧?大叔可是請來了各方神聖哪。

別擔心,日本招財貓、阿彌陀佛,以及毛澤東都不屬於「非遺」,聯合國也還「照顧」不到。

讀到網路上這篇文章(http://www.inmediahk.net/node/191050),介紹鄭培凱教授強調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學習意識,深有同感。鄭教授說到「為何中國人的音樂教育沒有中國音樂?」不只是音樂,中國的美術教育也是如此。要不要等聯合國來「檢定」以後,貼一個「非遺」的標籤來上架販賣呢?我相當的,非常的,疑惑。

2009/08/21

今夜星兒也被風拂過

尹東柱詩碑


故居









죽는 날까지 하늘을 우러러    至死仰望天空
한점 부끄럼이 없기를,     毫無愧疚
잎새에 이는 바람에도     樹葉間的微風
나는 괴로워 했다.    讓我苦痛。
별을 노래하는 마음으로   以歌頌星星的心胸
모든 죽어가는 것을 사랑해야지.  珍愛逝去中的一切。
그리고 나한테 주어진 길을 給我的道路
걸어가야겠다.    繼續走下去


오늘 밤에도 별이 바람에 스치운다.      今夜星兒也被風拂過

──尹東柱〈序詩〉


去龍井的時候,並不曉得尹東柱(윤동주, 1917-1945)是誰。琿春和防川這些邊境地區更引起我的好奇。聽說我到了延吉,竟然沒時間上長白山遊覽,人人都覺得可惜。也罷,就去邊界瞧瞧。
離開圖們已近黃昏,來不及再去琿春和防川,司機說轉去龍井,我不置可否。這東北龍井不像杭州龍井,沒有龍井茶出產,沿途只見老牛農舍,到了市區,也很空蕩,真不知有啥看頭。
反正是打發離開延吉之前的時間,我們到了「尹東柱生家」的木牌前。
一棟韓式平房靜悄悄立於玉米田和梨園之間。我問這「尹東柱」是誰?
司機答不出來,就只一直說:「很有名,很有名的,韓國觀光客來延邊指定要看的。」
到底哪方面有名?什麼時代的人?做過什麼事?
司機一問三不知,只一再強調韓國人都認識的,這尹東柱。
韓式平房旁邊有一口新修的水井,另一方向垂直的水泥瓦屋牆上掛著黑板,像是模擬學校的教室。黑板上粉筆寫著「朝鮮族最初的明東小學校 1927年春」,還開玩笑寫道:「遲到生:尹東柱」。
尹東柱的故居當時屬於滿州國間島省和龍縣明東村,附近有「明東歷史展示館」,展示了尹東柱的舅舅,也是明東小學的創辦人金躍淵(1868-1942)的生平事跡,以及1919年為爭取韓國獨立而爆發的3月13日反日集會的照片。
一群韓國觀光客圍成圓圈禱告,龍井以前是延邊最大的城鎮,也是不願屈服日本統治,從北韓移居於此的韓國抗日聚落,同時也是傳布基督教的聖地。
龍井中學校園裡還保留了一幢過去韓國大成儒教會創設的大成中學建築,那是尹東柱的母校。石樓前豎立詩碑,碑文便是尹東柱寫於1941年11月20日的〈序詩〉。
那一年,尹東柱畢業於延禧專科學校,今韓國首爾延世大學。後來去日本求學,先後就讀過立教大學和同志社大學。1943年7月,尹東柱以朝鮮獨立運動分子的罪名被逮捕。1944年3月,被判二年徒刑。1945年2月,尹東柱在福岡刑務所逝世,時年29歲。有學者研究指出,尹東柱和表兄宋夢奎都是因人體實驗,被注射不明液體而死。1945年3月,尹東柱的骨灰被父親帶回龍井東山教堂墓地安葬。五個月之後,日本戰敗,韓國光復。
由延吉經北京回新加坡,四個小時的轉機空檔,在首都機場上網一查,原來,尹東柱,不但是韓國知名,日本也有仰慕者,延世大學、同志社大學都立了詩碑。那首〈序詩〉膾炙人口,六十多年來感動和召喚了無數的青春心靈。
熙來攘往的機場,空調無法充分供應,我渾身的燥熱,隨著一頁頁尹東柱的介紹文字而忘其冷暖。反覆讀著他的〈序詩〉,詩句清新脫俗,卻令我胸口如哽。
有人強調尹東柱是韓國被日本殖民壓迫下的抵抗詩人。我想,詩歌或文學如果能夠做為抵抗的武器,與其像口號搖旗吶喊,毋寧如〈序詩〉以堅定又柔軟的心情,如秋夜星空的透明感,超越時光,穿透讀者的靈魂。
〈序詩〉只有九句,開頭就是俯仰無愧的大氣,接著出以詩人的敏銳易感,因風吹葉動而憂傷憐憫。一起一伏之後,再度昂揚,包容及自勉,展望未來。最後一句和前句空出了一行的間隔,彷彿沈哦停頓,呼應先前的風吹葉動,詩人的目光從樹梢遠眺蒼穹,終而幽幽吟出:「今夜星兒也被風拂過」。
李商隱的「昨夜星辰昨夜風」是個回憶的場景;梵谷的星夜是個激情的漩渦;而尹東柱,父祖從北韓移居現今中國境內,曾經是日本籍,被迫改姓過「平沼」,受到南韓積極保存紀念遺蹟。尹東柱的今宵,被風拂過的星兒可會更加清晰璀璨,指引詩人前方未盡之路?


韓國延世大學 尹東柱詩碑
(攝於2013年2月13日)

(2009年10月2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左腳





左腳跌傷了。
左腳跌傷了,才注意到,左腳比右腳容易受傷。
疤痕,新的舊的,都在左腳。
像是偏坦么女的母親,只教訓長子,傷痕累累的左腳,羞於見人。
嘉定古漪園。從蘇州、同里、上海,一路小心翼翼,明明是平底鞋,貼了橡膠防滑壂的鞋底卻一點不管用的危險。在嘉定古漪園,總算「失足」了。
園林裡小徑石階十分賞心悅目,養植得秀雅的花草隨遊客的步履處處相迎。也許是下過雨;也許是澆過水,日頭曬不進的林蔭下,陳年的蒼苔兀自蔓延。
再怎麼放慢速度,那腳底一溜,正邁向下坡的左腳跪跌在石階。幸而右腳平衡得住,這單足跪姿沒維持幾秒鐘,我若無其事地恢復原來的行徑,偶爾低頭瞧瞧,長褲上沾的泥不久便乾了。
貪看風景,貪吃美食,古漪園外吃了南翔小籠包,雖不知味道是否正宗,此地乃南翔,料是南翔小籠包的發源地,至少地方是原原本本,認定為「正宗」。
再往嘉定文廟,文廟前的匯龍潭恐怕在清初「嘉定三屠」時有一番慘烈,棄屍潭中的血腥如今蕩然無存。文廟裡中國科舉博物館則揭示了比政治屠殺還普遍徹底的歡喜憂傷。
然後是午后驟雨橫灑過的秋霞浦,幽靜閒澹,一掃暑氣。隨意駐足,傷口的疼痛開始滲出了褲管。
能夠感覺得到,傷口不只是皮破血流,還腫了起來,幾乎脹大抵住了長褲裡層。
晚上回到旅店一瞧,果然,傷勢不輕。
只是拐了幾秒鐘呢,怎麼會這麼嚴重?
好像連站立都有點困難。明明傷的是徑骨,卻往下一直疼到腳底。
本來就有舊傷的左腳,小腿已經大片烏青。
帶著腿傷輾轉從上海而台北,從台北而新加坡。藥膏、粉末、噴劑、繃帶、貼布、膠紙,傷口一重又一重流番穿上外衣。一天發現穿不上鞋子,烏青漫延到腳踝,腫得看不見筋骨了。
怕是感染,怕是蜂窩性組織炎,掙扎著去求醫。
坐在車上幾乎站不起來。
下車時,腳剛踏及地面,骨裂似的刺痛!
每登一階醫院的樓梯,都要壓低重心,把手臂按住樓梯邊緣,使力將身體拉抬上去。
每一步都先是刺痛。
我彎腰探看,原來,每一步都先伸出了左腳。
是天生的習慣?還是後來的訓練?
中學時代參加樂隊的演出,教官規定,統一步伐先邁出左腳。
從坐姿到立姿,立姿後行進,第一步,邁出左腳。
即使上台階、下電梯,我的第一步,都是左腳。
當先而出,左腳觸踫危地或坦途;毫無經意,我的左腳,再而再三,留下了冒失的挫折疤痕。




2009/08/19

對岸

圖們江畔的警語


潺潺江水

橋上邊界線


小倆口

大橋對岸


通往北朝鮮的鐵路


北朝鮮標語:「21世紀的太陽金日成將軍萬歲!」
兩國之界


「大樹下,有個老頭兒和老太太坐著。」
「啊!那裡那裡!我看見了!一個穿汗衫的男人正在打井水!」
「有車呢,是輛三輪車……」
「那張照片還是什麼的,就是那個叫做什麼……金什麼的的北朝鮮錢上頭的那個人?」
「很清楚哪!三樓的陽台曬著紅色的被子。」
一架高倍數的望遠鏡,大家爭著輪流往裡探瞧,對岸,神秘的北朝鮮就在對岸。
圖們江,日語和朝鮮語稱她為「豆滿江」,延邊的當地居民習慣用清朝時的滿州語譯音,稱她為「土門江」。隔著圖們江,北朝鮮的山光房舍歷歷在目,透過望遠鏡,簡直像看著無聲影片,明目張膽的「偷窺」,集體「犯禁」的興奮。
可不是嗎?圖們江的部分水域深不及腰,寬不到兩百米,涉水、游泳,或是冬天河面結冰時,都能夠輕易走到北朝鮮。
中國和北朝鮮早年對於邊境的管制比較鬆,帶點兒吃食上對岸作客,還是準備生活用品去「以物易物」,換來銅、熊膽、高麗蔘,都是平常的事。
從圖們江口岸的建築天台眺望,建於1941年的圖們大橋盡頭,高懸著金日成的畫像。畫像下方,被枝椏樹葉遮掩著的,是現在領導人,金日成之子金正日的畫像。
遠處的青山露出粗礪的岩壁,山下有農舍和樓房,路上偶爾一見,北朝鮮咸鏡北道南陽市的人們,和我們一樣曝曬於八月的午后驕陽。
太陽底下,本無新鮮之事。而我們步上圖們大橋,被橋中央一道邊界線禁止,徘徊流連。守橋的青年大聲叱喝,命令遊客不得跨進邊界線的範圍內。一轉身,「凶神惡煞」似的青年變成了撒歡兒的情人,比神祕的北朝鮮更有看頭的新鮮風景。
青年穿著淺藍色的短袖襯衫,灰色長褲,黑色球鞋,頸上藍色的掛牌垂至胸前,掛牌寫著「工作人員」。
剛才在橋頭被站崗的軍人斥阻拍照,這位「戍守邊疆」的「工作人員」是什麼人呢?
我問他:「你是軍人嗎?」留著清爽的小平頭,在這樣的邊境口岸,應該是軍人的。
他反問我:「你看我像嗎?」把雙手插入口袋,他身上可一點防備武器沒有。
一旁的遊客說:「你是景區管理員吧?」
他聽了哈哈一笑,說:「這裡哪是景區?」
「是嘛!」操南方口音的中年婦人說:「我們繳了二十塊錢買了門票進來的,怎不是景區?」
青年突然嚴肅起來:「這裡是邊防重鎮,不是觀光景區。」
陸陸續續有遊客走來邊界線東張西望,青年拉起了嗓門,叫大家退後退後,絕對不可以超過邊界線!過了線,就是北朝鮮的領土!
「過了線,會咋樣?」有人問。
「難不成有槍炮對著咱?」有人說。
眾人哄堂大笑,更使勁瞅著對岸,看能不能找到瞄準這裡的槍炮。
「真的有人越過這線,到了北朝鮮?」有人懷疑。
青年指了指橋下的圖們江。
「是對岸來人,咱們中國人去幹啥?」有人斬釘截鐵地說。
有人問青年:「你去過沒有?就這麼一路走過去?」
「去對岸?發瘋病!」青年拿起礦泉水猛灌一口,繼續說:「我才沒興趣!」
「那麼,」我問他:「你想去哪裡?」
「啊?」突如其來的問題,讓青年愣了幾秒,他摟住身旁坐在橋沿上長髮女友的肩膀,說:「我想去大連!」
女孩推開青年,繼續吃她的果凍,口齒不清地說:「有種你明天跟我走!」
青年再度摟住她的腰,哈她的癢,逗得女孩樂不可支。
我又問青年:「對岸那些房子,真的有人住嗎?」
「有的。」他說:「有的房子晚上也亮燈,是什麼人住,就說不清楚了。」他指向一幢四層樓的公寓:「那床紅被子,晾很久了…」
我們從高倍數望遠鏡裡偷窺到的,是對岸的日常生活?還是搬演的「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
女孩跳下橋沿,蹲身為青年繫鞋帶,一面說:「在解開女人的紐扣之前,先想想怎麼再幫她穿上。」
青年彎下腰說:「在給男人綁鞋帶時,沒那麼多大道理。」

小倆口推推就就,今晚,能不能越過女孩的邊界線,一起到達情海的口岸。
(2009年9月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Lianhe Zaobao


Description LHZB(6 Sep 09, Pg 19) carried an article by Associate Professor I Lo-fen from Division of Chinese, on her trip to Tumen River, a river running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serving as part of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t is also a major tourist attraction in that area.

2009/07/30

單眼皮.黑眼圈



(叫做「豬肉巷」,可能以前有許多家豬肉店)



在檳城的飯店吃早餐,隨手拿起報紙,頭版上端赫然見到Yasmin Ahmad
的照片,以及她盛年遽逝的消息。

那種感覺很奇怪,好像你剛認識一個可能談得來的朋友,還來不及深交,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我熟悉又陌生的馬來西亞。

住在新加坡,不可能不對這即將年滿44歲的國家歷史有一知半解。新加坡的建國歷史與馬來西亞密不可分。

1965年8月9日,廣播中幾度哽咽,繼而以手帕拭淚的李光耀,宣告(被迫)退出馬來亞聯邦。獨立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自此成為兩個國家,Malaysia中,代表Singapore的”si “,已經徒具字母。

好多回在大士的柔佛海峽邊,遙望大橋對岸,青山綿延的馬來西亞,想像那遼闊的半島風光。雖然看起來「過了橋就到」,但是想起必須辦簽證才能入境,便又意興闌珊了。

馬來西亞政府對台灣的不友善,不必我多說,我老早就曉得不承認台灣的大學文憑對留學生的傷害。來到新加坡之前,從不會想去馬來西亞旅行,那時知道要簽證,覺得麻煩。

要簽證的麻煩就是不能隨心所欲,興致一來就飛去。不用簽證或是落地簽的便利,讓台灣旅客先入為主對新加坡產生了好感(為新加坡拍拍手)。

話說第一次辦馬來西亞的簽證,比辦美國簽證還有受辱的感覺,偏偏無禮的人是旅行社的職員,必須經由旅行社代辦才行,這個那個的規定,都是馬來西亞政府訂的,向旅行社職員發牢騷也沒用。當下,我決定只辦單次的入境簽證,過了一次柔佛海峽就夠了。

在新加坡,多多少少接觸過一點馬來文化,吃過馬來餐點,聽過馬來文的新加坡國歌。要說認識理解的程度,還是很淺薄的。

Yasmin Ahmad的作品,讓我看見和諧的美好國度,即使不能確定是否具實,從她拍的廣告(比如馬來西亞「國油」)和電影語彙裡,能夠感受她對於種族、宗教、性別平等對待的願望,一種發自善念的博愛胸懷。

台灣譯作「我愛單眼皮」的Sepet,愛上華族男子的馬來女孩的純情故事。「單眼皮」或Chinese Eyes,本來是馬來人對華人的嘲弄稱呼(後來知道西洋人也對丹鳳眼揶揄過),Yasmin Ahmad卻讓馬來女孩Orked直率地主動表達對販賣盜版華人電影的男主角Jason的好感。Jason的父親是華人,母親是娘惹(華人與馬來原住民所生的女性);Orked家裡看香港連續劇,聽泰國流行歌,兩位男女主角都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沒有老套的情節,電影讓觀眾感覺生活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和「異族」人相戀是很自然的事,人們心中的隔閡和障礙都是自我設限,以及對「異族」的偏見。

Orked的父親對她的關愛,以及母親對父親說:「你的責任不是瞭解我們,是愛我們」,非常坦然地流露了馬來人對家庭價值的重視。有一幕一家人和幫佣層層排列坐在家裡的木樓梯,互相為坐在下一階的人梳頭髮,畫面簡單卻動人。父親是光頭,也很享受那種氣氛,於是油然而生溫馨的幽默感。那時我想:「啊!只有女導演才想得出這場景,不用廢話的肢體語言。」(後來曉得這一幕在馬來西亞戲院上映時被剪掉)

另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是Orked和Jason見面相擁,旁觀的Orked幫佣哼起了港劇「上海灘」的主題曲,讓我笑出了眼淚。華人影視對馬來西亞的影響可見一斑,Orked喜歡金城武,Jason的中文名字叫李小龍。

Sepet的結局我不大喜歡,不是因為Jason騎機車追Orked坐的汽車以致於出車禍,很像「追夢人」之類的鏡頭,而是如此處理無疾而終的戀情在編劇手法上不夠精彩。

我看的第二部Yasmin Ahmad的電影是Sepet的續集,叫做Gubra,英文片名叫Anxiety,台灣翻譯為「花開總有時」。劇情是Orked的婚姻因丈夫外遇而觸礁,Orked在醫院巧遇Jason的哥哥,得知Jason對她的愛意。另一條支線是回教祈禱司夫婦同情和救助妓女的故事。和Sepet比起來,Gubra的主題較複雜,探討的問題也較多,有些可能還是馬來西亞的禁忌。

Gubra裡,Jason的父親生病住院,吵著要吃叉燒肉,Jason的母親很為難,鄰床就是禁食豬肉的回教徒。鄰床人聽不懂Jason父親的抱怨,慷慨分出雞肉請他們吃。Jason的父親還是吃到了叉燒肉,Jason的母親為此向鄰床的回教徒致歉,對方表示了體諒。

另一段情節是Orked在醫院被拖把弄髒衣服,Jason的哥哥拿父親的衣服給她換穿,性別與種族的「替換」,意象明晰。

從報上得知Yasmin Ahmad是變性人,本名是Zulkrifli Ahamd,變性前是歌手。她的兩段婚姻,丈夫分別是印度裔和華裔。說來可能是後見之明,總之她以親身超越性別、種族的經驗,訴說了One Malaysia的憧憬。那理想的馬來西亞,是自由、開放、包容、諒解的和樂世界。

看Sepet時,剛好也看了蔡明亮的「黑眼圈」,一慣的「蔡式」灰暗、絕望、疏離的情調,背景也是馬來西亞。不能簡單說蔡明亮執導下的馬來西亞是馬來西亞華人的視角,他其實比較接近台灣的風味。倒是陳翠梅的電影還傳達了馬來西亞華人的氣息(我的感覺),有一點「溫和的放肆」,一點「明日又天涯」的百無聊賴,像是馬來半島怒生的植物,野野的長。

走出檳城的酒店,找出租車去「豬肉巷」,先用福建話問了華人司機,不曉得路。拿出抄寫的馬來文路名,華人司機問了馬來司機。馬來司機和華人司機用馬來語交談了一會兒,問我知不知道位置,我再拿出地圖,地圖上寫的是英文路名。來了一位印度裔司機,翻看地圖,找出方向,要價15令吉。我明白應該殺價,最後付10令吉走了5分鐘就到了。

什麼是種族和諧的大同社會?還是郁達夫在〈檳城三宿記〉裡體驗的,語言不溝通,銀子可以溝通。

不管是「單眼皮」,還是「黑眼圈」,有飯大家吃,有樂大家享,就是好生活。




謹此悼念Yasmin Ahmad,謝謝她曾經帶給我的,屬於馬來西亞的感動。

沈睡的街道

崔大地的題匾






















(荒廢毀棄的房舍,說累了的檳城過往)


當初訂檳城的酒店時,旅行社只強調這幾天要「尖峰加價」。除了大學,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學校假期都已經結束了吧?難道配合的是歐美的暑假?但是又不像,加價不會僅針對這個周末。問為什麼算是「尖峰」時期?旅行社也答不上來,說「大概是馬來西亞的國定假日。」

後來在網上查到,這個周末是為了慶祝檳城和馬六甲名列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一年,而舉行特別活動。

也好,就去湊湊熱鬧,看看檳城怎麼歡慶這「入遺」的榮耀。

被旅行過的國家和地區大肆鋪張的慶典活動慣壞了,以為飛機一降落檳城,就會有張燈結綵的場面「恭迎大駕」。

結果,一切都很平靜。

平靜得讓我懷疑網上查到的資訊可能是過時的(是不是去年就慶祝過了?)

好不容易在機場出口找到幾張旅遊地圖,算是為這趟旅程增添一點配備。

車行接近酒店,我再次懷疑旅行社告訴我這家五星級國際酒店位於”downtown”。附近有兩層樓高的一排店屋,開著文具行、五金行的商店,還有被鐵板包圍,顯然有待整修的老宅。酒店對面是停車場,一間不清楚是否倒閉了的歌舞廳夜總會。

「馬來西亞的第三大城」,雖然維基百科的資料不一定正確,因為沒去過第一大城吉隆坡,無法比較其間的落差。好歹,兩百年的古城,曾經是東南亞文風鼎盛的埠口,也算是見識過繁華的景況了。

四處遊蕩,曉得這裡屬於「古蹟區」,難怪房屋陳舊,百姓一如過往,做著「面向內需」的小買賣。操著福建話的攤販,讓我在買冰時下意識把觀光地圖收進背包裡,我想起旗山,想起玉里,儘管它們和檳城一點也不像。拋去「城市」的定義,假如把檳城的舊區當做小鎮,穿街走巷,也許還自在得多。

康有為、孫中山、汪精衛、郁達夫、徐悲鴻、凌淑華……政客、騷人、畫家,來到南洋必然會停留駐足或覽勝遊觀於檳城,他們的眼睛欣賞過的風光,在我的面前,懶洋洋午后烈日下,沈睡著的街道。

我幾乎要確信,和四十年前凌淑華由書法家崔大地陪同閒逛的景致沒有多大的不同。蓮花河路上,駱清泉供崔大地住宿的國泰旅社仍繼續接待住客。牛干冬和檳榔律交叉口,曾經運行電車的鐵軌還在,「仰生皮料行」的匾額是崔大地獨到的魏碑風格,凌淑華在〈記我所知道的檳城〉一文裡提過,崔大地題寫的店招匾額在檳城時常可見。而牛干冬也是汪精衛夫人陳璧君的住處。

至於「三宿檳城戀有餘」的郁達夫,在返回吉隆坡的途中列車翻覆。徐悲鴻曾經和「鄧小姐」訂親的極樂寺,康有為「勿忘故國」的題字默然於岩壁上。電影「夜.明」(又名「檳城黃花」)向孫中山的「二夫人」(兩人並未正式結婚)陳粹芬致上遲來的敬意,影片裡華麗的鄭景貴故居現在是娘惹博物館,張弼士鮮明的藍屋在晴空下依然輝煌。

時間在檳城並未靜止,只是照著自己的步調滑動。彷彿姓陳橋上和緩的海風,吹來膜拜媽祖的縷縷香煙。偏過頭去,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和政府組屋,俯瞰著紮根於水上的人家。不用倒轉快尋,你瀏覽過的軼聞畫面活生生證明存在的痕跡。

只有那一幢幢荒廢、燒燬、棄置的房舍,故事說得疲累了,緊閉著門窗。你從屋前踅探,猜不透它幾時會從夢鄉中醒來。
(2009年8月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2009/07/12

四腳蛇出沒,注意!




有人在校園裡看見山豬,有人在校園裡看見猴子,我看見了──四腳蛇!
從客廳窗口望向對面的草坪,一塊像枯木的土褐色東西橫陳在陽光下。家人說,那是四腳蛇。
不信,那種爬蟲類我在麥里芝蓄水池驚「蟲」一瞥,要在像蓄水池那樣偏僻的熱帶雨林裡才會出現,我們的校園雖然在島國的「郊外」,還不至於「郊外」到洪荒地帶。
拿了望遠鏡證明我所言不差,鏡頭拉近,被那「怪物」掀動的尾巴嚇了一跳,好像牠就要從鏡頭眼前撲過來似的!
馬上渾身起了雞皮疙瘩!
從來就討厭和害怕爬蟲類,一種莫名其妙的動物偏見。爬蟲類比蟑螂還噁心,讓人不舒服。
一位中國來的老師說他不喜歡壁虎:「怎麼有長得那麼醜陋的東西躲在家裡?」我心有戚戚焉,但告訴他不必「以貌取物」──壁虎可是有益的,壁虎吃蚊子,不是嗎?
「有益的東西長得醜,就算有益也不怎麼地。」他說。
在中國沒見過壁虎,打聽消滅壁虎的辦法。我說問了別的同事,超市裡有賣捕捉壁虎的黏紙。
不過我一張也沒買過,本來就不想見到牠,「萬一不幸」黏上了彼壁虎兄,還得費勁「處理善後」,這還不保證「永絕後患」哪!
我們的壁虎話題,在相對嘆氣之中結束。
「這就是熱帶。」孩子的韓國籍同學媽媽說。
又是壁虎。
我再說了一次,牠應該不會害人。
「但是髒。」她說。
長得醜就顯得髒,大概是這樣。蜜蜂和蝴蝶也不見得多乾淨,沒聽過有人嫌牠們髒。
我說,在台灣,濁水溪以南的壁虎會叫的,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響。她掩耳,好像不忍聽進壁虎的叫聲。
以前以為是地理分界,新加坡也在地理上的「濁水溪以南」,壁虎有品種之別吧?沒注意聽到新加坡壁虎的叫聲。
她說:「怎麼樣才趕得走壁虎呢?」
我再說起超市有賣黏紙,她瞪大了眼睛,似乎在想像壁虎掙扎於黏紙的畫面。
在台北家裡,偶爾也見過壁虎,但從沒想要消滅牠過。一次在浴室準備洗澡,壁虎掉在我赤裸的肩膀上,我驚聲尖叫,把牠用毛巾撢到地上,牠竟然「摔斷」了!
這就是課本上說的「斷尾求生」,真實啊!
後來曉得也有殺壁虎的噴劑,為了不想見到牠的「屍體」,我還是沒買。
壁虎、四腳蛇,或是恐龍,在我看來都是一樣的,只是體積大小不同而已。
孩子小時候喜歡一陣子恐龍,買了恐龍的圖畫書,我只陪著他翻了一次,圖片太逼真,我是「慘不忍睹」。
山豬、猴子,加上四腳蛇,我這不懂得愛好動物的城市佬,不期然投入了大自然的懷抱。

2009/06/22

山寨古玩


同里老街上有各種大小的「肉形石」,不用去台北故宮博物院也看得到





蘇州文廟的古玩市集


「山寨古玩」,用從前的話說,叫做「贗品」或「假貨」。「山寨」的名號,多了些理直氣壯的蠻橫,彷彿「官逼民反」的梁山泊魄力。

叫做「贗品」或「假貨」的時候,還帶著點兒遮掩,願者上鉤,收藏古玩的人都曉得總是免不了在自己成氣候之前繳上「學費」,魚目混珠,吃虧上當,識不識貨都各憑眼光本事。即使有師父領進門,終歸是修行在個人。

而今各種複製的山寨貨物琳瑯滿目,頗有向真品挑戰抗衡的架勢,模仿的功夫也愈來愈高強,儼然要自出一系,別開山頭。仿造的古玩向來充斥市面,有的賣方大言不慚,誑騙生手;有的則明目張膽,新創歷史文物。

古玩市集的淘寶樂趣就在披沙撿金,僥倖和機緣讓人有「賭一把」的過癮。逛古玩市集時,我既欣賞「物」,也觀察「人」,買賣雙方鬥智鬥技,出價還價,互相想探窺對方的底,真是莫測高深。

在蘇州文廟的古玩市集,一樣有你來我往的品頭論足,漫天喊價的熱烈,不同的是,發現了好多好多以往沒看過的「山寨古玩」──完全仿自我們在文化史、藝術史書籍中讀過的出土文物。

你想買曱骨文嗎?這裡有龜甲牛骨,裂紋和刻字不亞於河南安陽發掘的曠世奇蹟。你想買良渚文化、紅山文化的玉器嗎?玉玦穀璧,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史料中有的,史料中沒有的,不是「應有盡有」,而是「層出不窮」。更別提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青銅器、鎏金器,魏晉的大小佛塑像。前一天我才在蘇州博物館看過的五代祕色青蓮花碗,如今孿生姐妹似的端放在地面的塑料布上。

有位朋友曾經被招攬買一部「明永樂版的康熙字典」,我也在常熟詢問過一尊店家自稱唐朝的長信宮燈,實則仿的是河北漢墓文物。現在,古玩商人的知識愈來愈充分,可以和你天花亂墜,頭頭是道地談古論今。

稀世罕見的宋代汝窰和鈞窰乍看之下幾可亂真,我問地攤主人此物的來歷──河南,北宋的好東西。主人操著北方方言口音,使我真要相信他是千里迢迢從河南來到蘇州「倒貨」。

拿起碧藍泛著紫紅的鈞窰磁碗,碗底黏著黃土。我反覆端詳,手感稍嫌粗糙。「兩百」,主人說。

我又拿起了粉青的汝窰碟子和水仙盆,造型比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真品小,輕巧得像是壓克力製,敲擊卻發出脆響,透著石片的涼意。天下汝窰所餘不多,不到七十件呢!這是汝窰極品,主人再搬出汝窰的知識──這色澤叫做「雨過天青」。

出於做老師的職業病吧,對於用功但考試表現不佳的學生,我會想在成績上略加鼓勵。要買一個「山寨汝窰」獎賞這地攤主人的淵博嗎?

賣汝窰的男子皮膚黝黑,唇上和鬢角冒出鬍渣子,一張比實際年齡蒼老的皺臉。我看看手中的水仙盆,再瞧瞧他的單眼皮,方才為了方便觀賞,把傘收摺起來,陽光曬得我背脊出汗,雙腿也蹲得發酸。

「喜歡的話,出個價。」他說。

鈞窰是兩百,汝窰該值多少錢?

仿製者也是酌磨再酌磨,煞有介事地「研發」一番的吧?

宋代的皇室趙希鵠在他的著作《洞天清祿集》裡已經寫過古人製造「假古琴」、「假銅鼎」的方法,這老祖宗的技倆不曉得有沒有流傳給「山寨古玩」的出產者。

我立起身子,頓時頭昏眼花。環顧四周,熙熙攘攘,鼎沸的人聲裡,彷彿所有的「山寨古玩」都在對著我喊:「出個價吧!」「出個價吧!」
2009年7月12日 新加坡《聯合早報》

2009/05/12

在新加坡看「青春版牡丹亭」






記得聽過這麼一段逸聞,不知是否真的,說來讓知情的人士指點:
台灣大學的鄭騫教授生前向學生們講湯顯祖的《牡丹亭》,問學生:「相信世間真有可能因為至情感動天地,讓死者復活嗎?」有的學生搖頭表示不可思議。鄭老師說:「你們真傻啊!這麼美的事情,怎麼不寧可信其有呢?」

其他學生順著老師的話,點頭表示:「相信。」

鄭老師又對著點頭的學生說:「你們真傻啊!人死不能復生,這麼違反常理的事情,怎麼可能實現?」

「你們真傻啊!」我想,沈迷於《牡丹亭》的情深意重,是要有一點脫離現實的傻氣的。

五月八日,「青春版牡丹亭」在新加坡公演,開演前的一段「長官致詞」,讓我把欣賞《牡丹亭》的傻氣,變成了被「唿攏」的錯愕。

從拿到戲票,上頭印著「蘇州工業園區成立十五周年」,我就覺得有點不妙。敢情不是為了慶祝蘇州工業園區成立十五周年,「青春版牡丹亭」是不會到新加坡演出?

五月六日,我在學校主持白先勇先生的講座「崑曲藝術面向國際:以青春版牡丹亭為例」,會場坐無虛席,有些同學坐在走道,站在後排,大約有近四百位聽眾。冒著H1N1新流感病毒可能傳染的憂慮,大家依序測量體溫,領取安全標誌的綠色貼紙後入場,聽白老師娓娓道來,他如何把製作「青春版牡丹亭」的夢想落實,從2004年台北首演,繼而巡迴大陸許多所大學,「遠征」美國及倫敦。

現場並且邀請了男女主角俞玖林先生、沈豐英女士,在主笛鄒建梁副院長的伴奏之下,展示了上、中、下三本「青春版牡丹亭」的精華片段。現場掌聲如雷,除了部分學生曾經在課堂上看過我播放的「青春版牡丹亭」DVD,很多聽眾散場後來告訴我,他們是第一次接觸崑曲,沒想到那麼優美動聽!

在講座開始之前,就曉得可能有示範演出,和白老師寒喧致意之後,我問同事:「男女主角呢?不是說要來嗎?」

同事指著白老師身邊:「那幾位就是啊。」

真是「人要衣裝」哪!兩位主角的「廬山真面目」我第一次見到,竟然認不出來!和舞台上裝扮精緻華美的模樣不能說「判若兩人」,也委實素淨文雅。這真是「祖師爺賞飯吃」,平時簡單清樸的形貌,上妝披掛行頭之後,風情萬種!

白老師演講當天,宣布了贈送本校師生戲票的「大禮」,引起更巨大的掌聲歡呼回響。在新加坡,很少有「白吃的午餐」,聽演講、參加研討會大多要付費的(我對此頗有微詞)。當天「有吃又有拿」,不但聽演講免費,還有意外的驚喜,許多人都大感「賺到了」!

贈票的「內幕」,我是略知一二的。

「青春版牡丹亭」在新加坡演出全本的消息一公布,有學生馬上去搶購二十元的學生票,結果聽說三天的戲,只買到了一場。說是二十元的票,加上一元的行政費(全票是加三元),以及百分之七的消費稅,全本「青春版牡丹亭」看下來,所費不貲。(白老師演講時說到,《玉簪記》在台北演出,一半的座位劃給學生,票價是100新台幣。換算下來,新加坡的學生票是台北的四倍多)。

我有點驚訝新加坡學生觀眾的熱烈搶購情形。本地兩所大學一所學院有中文系課程,學生會那麼喜歡,急切地想看戲嗎?「青春版牡丹亭」在各地造成的轟動,固然是票房的助力,以我在課堂上介紹「青春版牡丹亭」曾經受挫的經驗,真難以相信戲票售磬之迅速。

後來聽說全票也賣完了。最貴的全票是120元,最便宜是50元,不含其他外加費用。我的懷疑快要成立了──有人刻意把票「扣留」了。

果然,五月三日白先勇老師在報業中心演講,就說了戲票仍有,鼓勵大家購買。不久,報載學生票等優惠半價,強力促銷。先前搶購的人,大呼手腳太快,戲還沒上演,就惹來不平之氣。

傻傻地「搶頭香」爭看「青春版牡丹亭」,開演前又傻傻地變成慶祝「蘇州工業園區」的鼓掌大隊。觀眾期待享受美美的「牡丹亭」,沒想到先來聽一番官腔官調。三位政治人物說為了慶祝蘇州工業園區十五周年,「我們特地帶來『青春版牡丹亭』作為獻禮」,言下之意,我們這些觀眾都是被招待的。

政客請客,觀眾付款,誰便宜了誰?

首演當晚,幾位在白老師蒞臨本校演講時擔任工作人員的研究生和同事,拿到的「芭樂票」才更令人氣絕。

票上標明的入口處是濱海藝術中心一號門,他們持票入場,才發現「一號門」封閉。原來的座位保留給演出伴奏的樂團,票上的號碼都是無效的。
他們上上下下整座演出中心,都不得其門而入,請求坐在走道或是站在後排,都被拒絕。聽說還受到很不客氣的待遇,有些人覺得被愚弄,氣得回家了。堅持留下的人最後被安排在樓上觀看14吋的小電視,音樂影像一片模糊,什麼「青春版牡丹亭」嘛!

上半場有兩個小時,中場休息時間遇見他們,聽說了這種離譜的事,更覺得要「接受招待」可不是好吃的。

有位同事在大陸攻讀博士學位時,曾經在學校欣賞過「青春版牡丹亭」,雖然也是「接受免費招待」,但也沒有官員先在演出之前來一段「精神講話」。

我主持白老師在本校的演講,彩排活動進行的流程時,擔任司儀的同學和我商量台詞,我們聽說校長可能來聽演講,司儀同學問我介紹主要來賓的順序。校長官大,我則認為白老師才是主角,應該先問候主角,才輪到校長。

演講當天,校長準時蒞臨會場。白老師演講結束,我私下請示校長是否要講話,校長先是婉謝,後來決定趁此機會表達對「青春版牡丹亭」的支持。

「青春版牡丹亭」演出閉幕時,白老師特別感謝校長三天都前往觀戲,我當下想到:開演第一天那些致詞的官員是否也看完全本的戲?

「青春版牡丹亭」在新加坡上演的戲票和「長官講話」風波,五月十日《聯合早報》周兆呈主任在他的〈奈何《牡丹亭》〉一文(http://www.zaobao.com/yl/yl090510_508.shtml) 有精闢的闡述。我佩服他之「敢言」,也由此想到,中國的「官場文化」在新加坡大概是行不通的。如果我是在大陸看「青春版牡丹亭」,演出前聽幾位「長官致詞」是一點不奇特的。戲票搞烏龍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反正是免費的,花錢買的都有可能出狀況咧。



後記:仔細看了「青春版牡丹亭」的廣告看板,主辦單位之一是蘇州市人民政府。難怪。

2009/05/07

尖叫在雲端

這是我最奇特的一次搭飛機的經驗,一半的乘客在飛機上忽而拍手,忽而尖叫,簡直讓我不得清靜。
四月的仙台,仍有盛開的櫻花,一日細雨霏霏,脆弱的櫻花竟然被雨絲打落,隨輕風飄墜。
在訂這趟航班時,就一直沒有空位。仙台飛大阪,還不到黃金周啊,大阪的櫻花可是和綠葉齊美了。
登機時才看見,一大群中學生嘻嘻哈哈爭相捉對照相,比著V字手勢,歪著頭朝鏡頭擺出可愛的笑容。
他們的日語,帶著特殊的腔調,就是所謂的「東北口音」吧?剛才坐計程車去機場時,司機大叔說的話好像也是,問我:「清國人嗎?韓國人嗎?」
我一下子無法會意,「清國」?那不是魯迅的入學申請書上寫的嗎?清國早就滅亡咧,大叔!
學生們拿著登機證,可是上面沒有個別的座位編號,大家擠在飛機走道上,一位中年男老師指揮學生落座,可是到底是男生坐前排還是女生坐前排啊?老師!
空中小姐來協助,老師和學生七嘴八舌,有的想坐靠窗,有的想和自己要好的朋友一起坐,還有的說登機證掉在地毯,被踩到了啦!
從仙台飛大阪伊丹機場,然後必須把行李提領出來,再轉車去關西國際機場,搭機回新加坡。兩機場之間的距離大約七十分鐘車程,可是等行李、等車,再加上未可預估的路況,本來時間就不算綽綽有餘,被這一群中學生瞎折騰,到了該起飛的時刻,還在找位子。
怎麼這麼亂七八糟,老師學生阻擋了通道,占據了別的乘客的座位,也沒有一般日本人天天琅琅上口的道歉呢?
那位男老師不著急,不慌亂,被空中小姐催促了,也依然故我。要說他很鎮定,還是神經很大條呢?
我好不容易擠到自己的座位,閉上了眼睛,想小睡一會兒。
不知閉目了多久,一看手錶,不得了,誤點啦!
擔心加上不耐煩,這群日本人,怎麼一點效率,一點自覺都沒有啊!
已經找到座位的學生,啪啪啪繼續瘋狂照相,鎂光燈齊閃。即使我閉著眼,也能感到光亮閃爍。
十分鐘以後,飛機終於開始滑行,學生們大聲叫著:「再見!再見!」朝窗外揮手。
我望向窗外,果然,地勤人員正向飛機鞠躬,有的人高高揮手。
那一幕,我突然震住了。
坐過多少次飛機,從來沒有注意看過地勤人員,在飛機起飛時鞠躬和揮手──這是日本的習慣嗎?
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對他們的鞠躬和揮手有所回應,但即使有回應,地面的他們是無法看到聽見的──為什麼要做這種「不曉得對方會怎麼樣」的事呢?
因為可能沒有人回應,就不去表達禮儀和情感,這樣的想法,大概日本人是不會顧及的。正由於不顧慮「想要對方有所反饋」,於是便可能有意外的驚喜了。──不知道他們是否這種想法。
也許,和人鞠躬和揮手已經是制式的道別禮節,和飛機上的乘客鞠躬和揮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我有一個不大妥當的聯想,就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神風特攻隊」的出征。紀錄片裡,地面的群眾也在向神風特攻隊鞠躬和揮手、揮帽、揮手帕……
無論如何,看到這景象,我也不由得伸手向臉頰邊的機窗:「再見!再見!仙台。」
有一次去鎌倉,車站前一個年輕人扛著大木牌看板,是附近建商新開發住宅的廣告。
同行的一位朋友長住香港,一直問我:「他在做什麼?」
不是很明顯嗎?看不懂日文,看圖也曉得,他在宣傳新屋,吸引人前去參觀購買嘛。
「不是,我明白他在宣傳什麼,我是說: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做?你說了嘛,他在宣傳嘛!
「不不,我是要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宣傳?」
這位學商的朋友,顯然對日本人的行銷手法和概念感到好奇。
我說:「可能站在車站出口,可以吸引人。而且,假如有人要問路,怎麼去你們展示現場?可以馬上指出方向。」
友人頗不以為然:「這種指示和廣告的工作,掛一個醒目的看板在車站出口就夠了。箭頭指示清楚,往前怎麼走,多少公尺,或是附一張簡圖,根本不需要雇人站在這裡,一個人一天要花多少工資?」
我覺得:「日本人大概認為:有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這裡服務,比冷冰冰硬梆梆的廣告看板親切,可以隨時回應客人的提問。」
友人說:「這太浪費了!你看,人來人往,沒有一個停下腳步。」
近午時分,初夏新綠的季節,日頭愈來愈熾熱。
扛廣告看板的大男孩偶爾把看板支在地上,用衣袖拭汗。
果然,除了我們一行人,沒有一個停下腳步。
我和友人觀察了十多分鐘,繼續討論這種行銷形式的優劣。我記得,台北也有類似的做法,不過看板小得多,有的改以布條旗幟,不像那個大男孩扛得那麼巨大沈重。
直到其他友人提醒,才想起到鎌倉有好多「景點」要去,這一道建商廣告的風景,就到此為止吧。
飛機昇離地面。約莫有五分鐘的沈靜。
猛然像被地心引力強行拉回,飛機往下驟降。
「啊!」
「哇!」
「厲害!」
「了不起!」
「好好玩喲!」
學生們尖叫鼓譟,隨著飛機在亂流中沈浮,學生們也嚷個不停。
比雲霄飛車、海盜船還刺激的晃盪,不規律的起降。
「看哪!」
「看哪!」
學生們望向下方的大海,那是太平洋嗎?
驚呼騷動,飛機稍稍平穩後,空中小姐送來飲料。學生們又再度興奮起來。
想他們是去春季旅行吧?這麼熱熱鬧鬧,真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哩!
反正沒法睡了,我索性欣賞這一群快樂的春遊麻雀。
用日本人的標準,他們算是「肆無忌憚」吧?我左邊的中年上班族男士皺緊了眉頭,應該不是他看的報紙新聞內容讓他不高興,我猜。
「啊!有房子!」
「對吔!好多好多房子!」
接近大阪,住宅密集了,驚喜之聲此地彼落。
要說他們是「鄉巴佬」嗎?仙台可算是東北地區第一大城市呢。或者,他們不是仙台市的學生?
機輪一觸地,飛機上爆發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坐在前首的正副駕駛,是感到得意?還是放鬆呢?這趟旅程,讓一半的乘客嚐到緊張、興奮、驚奇、滿足的各種滋味,而這青春的旅遊,才剛剛開始呢。
老師命令學生們在座位上等其他旅客先下飛機。大家都很順從,可能也不想馬上離開,睜大眼睛看著其他旅客。
走出機艙,聽見他們陸續起身。
「謝謝!」「謝謝!」「多謝!」
一片滿滿的道謝,接著又是激動的掌聲。

2009/05/04

So What

李慧玲女士在「五四運動的當代回想」座談會上,談到五四精神在新加坡的失落,用自嘲的口吻,說了幾次:「失落了,So what?」「不知道五四,So what?」

當文化(更別提學術)變成少數人的興趣,當報社的記者說:「我們是記者,不是文化人。」記不記得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任何大小事,都是So what了。

回學校的車上,金觀濤教授憂心忡忡地說:「現在重要的不是談五四啟蒙,有沒有第幾次啟蒙,是大家越來越不關心文化。」我提到媒體和教育的作用,金教授說他和思想界的學者們都很悲觀。

以前還有相應於「精英」的「通俗文化」;還有相對於「主流」的「次文化」,現在,叫做什麼好像也都不重要了。慧玲說:「文化產業,只剩產業被看重,文化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也注意到,五月二日參加講座的聽眾,大部分是本地中年以上,及來自大陸的讀者,籠統地說,是本地「老華校生」和較年輕的「新移民」。大學生和中學生比較少。屬於「青年」的五四,九十年後,成為當時想要打倒的「四十歲以上」世代憶苦思甜的聚會。

再說,後來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批評在新加坡舉辦五四紀念活動,竟然找外國人來談,兩個「外國人」當然就是指金觀濤教授和我。金教授談五四,以他畢生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為基礎,作為特別邀請的「海外學人專家」,並無不妥。至於我,憑什麼輪到我來談五四對新加坡的影響呢?我嘆了一口氣,這早是我接受主辦單位邀請時的疑慮,也因此受到了「希望以外來的眼光觀察和研究」的鼓勵。

換個角度想,在眾聲喧嘩的當下,任何正反面的回應都比漠然沈寂好。這顯示仍然有人關心。

此外,我還學到了語言在傳達和接收時的誤差。我從魯迅在新加坡雙年展的圖象反溯過去新加坡華文文學獨尊魯迅的情形,批評者不以為然,說觀諸報上的文章,哪一位新加坡作家有魯迅的批判精神和筆力呢?這是不錯的。魯迅對新加坡的文學文化影響,從創作轉到學術研究,正是慧玲說的五四精神的失落,從社會縮到學院;從普羅變成小眾了。

資本主義社會,文化也是一種資本,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稱之為「文化資本」。越來越少人關心文化,文化會如金觀濤教授擔心的滅亡嗎?宋儒早就憂慮,說要「為往聖繼絕學」了。學院裡的教師,似乎都在扛著「繼絕學」的大任,影響力能及多遠,就不是可以預知控制的了。

文化,也不必非是精緻的才算文化。如今「文化研究」探討的,不都是過去不入學院殿堂的通俗玩意兒嗎?

物各有命,研究過一千多年前的藝術作品之後,我有一種「文化的宿命觀」。被毀滅的文化,只要還存活於人心,仍有「出世」的一天。

不關心歷史文化,也不是新加坡一地華人而已,我倒覺得不必苛責。新加坡的歷史教科書沒有「五四運動」,台灣的「三二九青年節」「只紀念不放假」,到我孩子這一代,什麼「三二九」,什麼「五四」,一概不知──So what!

兩年以後,辛亥革命一百年的大戲要怎麼唱,對世界的華人來說,更多的聲音還是一樣的吧?──So what!

2009/05/01

為了紀念的紀念




九十年了。這個日子,是二十世紀唯一不斷被紀念的非民俗節日;是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兩大政權的「共主」。是「封建」(這裡的「封建」並非中國的原意,而是轉譯的結果)、殖民、半封建半殖民、反封建反殖民者直指的標的。

當時參與的人物已經作古。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三千吶喊怒吼,他們之中,沒有幾個人的名字被歷史記得,只有羅家倫、傅斯年、毛子水還被提及。魯迅和鄭振鐸在北京家中得知消息;陳獨秀在一個月前已經被逐出北大;胡適在上海接待他的老師杜威,這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導師、健將,沒有一位走在遊行隊伍,沒有一位站在天安門廣場,也沒有一位在幕後帶領指揮。

魯迅的日記有如流水帳,很少透露對人事的具體看法。1919年5月4日,以及其後的魯迅日記,對學生的運動沒有什麼評論,頂多視之為小兒之舉。在上海的孫中山接見了學生領袖,鼓勵他們響應北京,把五四運動定位為「愛國運動」,學生激烈的火燒趙家樓和毆打賣國賊雖然是暴力,可以用「愛國」的情緒解釋。

因此,還是周策縱教授指出的,因巴黎和會處理日本和德國在中國權益問題而起,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事件」(May Fourth Incident),應該和先前陳獨秀等人於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鼓吹的「(五四)新文化運動」(May Fourth Movement)分別看待。「新文化運動」的時期,一直延續到1925年五卅慘案,在此前後,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30年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都在某個側面呼應了「新文化運動」。不能說「新文化運動」在1925年之後「結束」,而是隨著中國政治局勢與對外(日本)關係的變化,消散了「運動」的集體思維。

被孫中山定調為愛國運動的「五四事件」,後來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光輝燦爛的一章。至少每隔五年十年,就會有大舉的紀念活動和學術講論,並且出版相關的著作。閱讀這些著作,梳理五四的研究史,可以發現有趣的現象──從早期的積極詠讚,到近年的懷疑反思,對五四運動的評價,產生了鬆動。

1949年是五四運動三十周年,毛澤東把五四運動視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先驅,預告了推翻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建立新中國,就是實踐「五四精神」,實現「五四理想」。

1950年代起,台灣以教育部為首的五四紀念大會中,每年都會高呼五四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口號,把五月四日視為紀念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崗之役「青年節」後的另一個青年愛國日。聲稱對岸的共產黨是專制獨裁,紀念五四運動,就是要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

隨手在圖書館翻閱這些紀念五四運動的書籍資料,就有以下這些:

五四運動四十周年:

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資料編輯組編輯:《五四愛國運動資料》(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五四運動六十周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硏究所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周玉山主編:《五四論集》(臺北:成文出版社, 1980)

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中國科學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五四精神的解咒與重塑:海峽兩岸紀念五四七十年論文集》(臺北 : 臺灣學生書局, 1992)

五四運動八十周年:

余英時等《五四新論 : 既非文藝復興, 亦非啟蒙運動:「五四」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台北: 聯經出版社, 1999)
呂芳上, 張哲郎主編:《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硏討會論文集》(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1999)
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文集》( 北京: 學習出版社, 1999)
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國際學術硏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除了推崇五四的愛國情操,五四運動是否為「啟蒙」(如金觀濤先生強調),還是「文藝復興」(如胡適的主張)?五四運動固然對啟迪民智,激發民族意識,要求國際合理對待中國有功;打倒傳統文化是否即「文化革命」的「禍根」?樹立「科學」大旗,是否其實是推出了另一個「迷信科學」的神主牌?余英時、林毓生等諸位學者,都排除過去對五四的觀點,轉以「多元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五四。這對紀念五四七十周年的「解咒與重塑」五四精神,以及八十周年的《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很有意義的。

九十周年的五四,我們可以再提出什麼見解呢?

今年我應邀參加新加坡「五四運動的當代回想」討論會,在會中談「折射於新加坡的『五四』之光」,藉此機緣,做了一些「功課」,也讓我對五四有了更多的認識。

就像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不必站在天安門廣場,一時一日的「五四事件」再怎麼被不同的政權政治化、口號化、符號化,文化憑藉的是創作新生的力量,沒有一代代的創作新生,文化是停滯的死水,只會發臭淤積。陳獨秀指出:「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我還沒發現有什麼樂曲或歌唱紀念五四,不像美術界有中西新舊的論辯和「革古開新」,可能所知有限吧。

魯迅寫過一篇〈為了忘卻的紀念〉,我這續貂是〈為了紀念的紀念〉。九十年來,五四不是總是為了紀念而被重提嗎?而另一件時過二十年的天安門事件,今年也不曉得會不會有誰去紀念。

2009/04/29

我不是小妹

孩子大約四歲的時候,一次在電梯裡有人問他:「你是弟弟嗎?」

孩子搖搖頭說:「我不是弟弟。」

那人臉色疑惑,對我說:「你的女兒真可愛。」

步出電梯,我問孩子:「你是弟弟呀!怎麼說不是呢?」

是不是性別認同有障礙啊?做母親的先憂慮起來。

「我不是弟弟啦!」孩子理直氣壯地說。

「你不是弟弟?你覺得你是妹妹嗎?」這下子可好了。

「我是哥哥啊!」他說。

我恍然大悟,家裡添了我的外甥,孩子的表弟,他已經不是弟弟了。

這個開場白有點「冷」吧?不是「弟弟」,就是「妹妹」,大人世界的邏輯好簡單哪!

超過二十年了吧?不怕暴露年齡我要說:沒有人再叫我「小妹」。

到了新加坡,一次又一次被叫「小妹」,我從起初的驚訝,到不解,到有時感到幾乎憤怒了。

本來,稱呼人就不是件普通的事。人與人的親疏關係從稱呼就能得知。我所知道的範圍裡,最明顯的是日本和韓國,從「某先生」、「某君」,到直呼其名,到名字後面加上暱稱,到あなた、여보(親愛的,老公),以致於「孩子的爹」,跟著孩子叫爸爸…

十多年前初次去韓國,對於總是有人問我年齡覺得奇怪莫名,怎會有如此魯莽的言詞呢?不但女性這樣,男性也直率地問我,偏偏韓語的數字唸法和日語一樣,有兩種表述方式,我經常轉不過腦筋,只有發愣。在韓國認識的「外國人」和我有相近的感覺:韓國還保有鄉村社會的習慣,不懂得注意對方的隱私。我們都被劈頭問過年齡,甚至在還沒問姓氏之前,就被問:「你幾歲?」當時,我和「外國人」的想法是:「你幾歲」是韓國人向陌生人打招呼的開場白之一。

後來漸漸了解,才曉得自己有所誤會。韓語裡有對長輩說的「敬語」和對晚輩說的「半語」等層次的區別,光「吃飯」就有依對象而不同的五、六種說法,不知道對方的年齡,就不能準確使用合於禮節的語法,是一種「失禮」的行為。

在那之前,我學過一點日語,日語也有類似的「敬語」和「半語」,為什麼在日本,從來沒有人問過我的年齡呢?無論是什麼人,只要對方是成人,說敬語總不會錯,「禮多人不怪」吧?說敬語表現自己的謙卑,自己懂得「多禮」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不輕易說敬語的韓國人是怕吃虧吧?對別人說敬語,自己就矮了一截嗎?其實不然。說敬語固然便利,對任何人都說敬語正表示自己的「不知禮」。明白人與人的等差才是真正「知禮」。何況,敬語是社交的語言,不能拉攏彼此的關係,對方向你說敬語,有時有「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意味。用看似輕視的半語溝通,反而能產生親密俏皮的感覺,這是日本人沒必要問別人年齡的理由吧?「親密俏皮」的人際關係和日本人很難迅速建立的。

中文裡沒有明顯的敬語和半語,頂多稱對方為「您」,如今說「您」的也少了。就像中國古詩詞裡經常省略主語,造成涵意的模糊──「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鼓勵對方,還是自我期許呢?日語和韓語裡也經常省略對對方的稱呼,あなた(你)不是普通的指稱,而是情人夫妻之間的「半語」了;「당신」(您)雖然是尊稱,但是有時在指責對方的場合才用,更生氣的話,就罵對方너(你),結果平時就不能「您」啊「你」的隨便說了。

中文裡,比「您」和「你」具體的,是稱對方為「先生」或「女士」,這就要講到在新加坡的「奇遇」了。外子有一次在購物時,收銀台前結算的服務員不知道該找錢給哪一位,問另一位先前收款的服務員,她指著外子說:「就是那個男的!」

外子很不高興,在他的理解裡,「那個男的」是粗俗輕蔑的語氣,例句:「那個男的真不是東西!」做為消費者,被說成「那個男的」,有被羞辱的感覺,當場指正店員:「你不能說『那位先生』嗎?」

「還不是一樣!」店員不理不睬,做她們的生意。

「你老公」,有次外子聽到我的學生說起他,告訴我我沒把學生教好:「對老師可以說『你』嗎?」,「老師的先生不是『師丈』嗎?怎麼說『老公』呢?」

我有氣無力地回答:「每一年都有學生叫我『小姐』,我已經懶得糾正了!」

學生寄來的電子郵件,經常沒有稱呼,也不署名,更別說問候語了。大概因為郵件地址是他們的名字,以為我曉得寄件人。這裡的華人名字延襲當初以方言記錄的形式,很少用漢語拼音,「Ng」是哪個姓?不到新加坡還真沒見過。這就讓我為難了,只看寄件人的地址,不容易馬上辨識是哪一位同學的。我在課堂上不只一次說過,不應該稱呼大學女老師「Miss」,一位女同學下課後向我說明,她們在中學時都是稱女老師「Mrs.」或是「Miss」──「我不知道你老公姓什麼。」她說。

三年下來,對這種事情已經麻木疲乏了。外子說這是做老師的責任:「出了社會再犯錯,不會被輕易包容原諒,還會怪罪在學校的老師沒教好!」

所以啊,各位親愛的讀者裡,如果有我的學生,拜託拜託,千萬別再稱大學女老師「Miss」啦!

至於叫我「小妹」的人,一定不會讀我的文章,只能當笑話看了。

住在校園的宿舍,去學校的食堂吃飯很方便,食堂裡大部分的顧客都是學生,老闆總是「小弟」、「小妹」地對顧客呼來喝去。於是,我也成為「小妹」的一份子。

剛開始還真不曉得對方在叫我,我早就是「小妹的媽」了──如果我有女兒的話。等到老闆指著我叫「小妹」,我嚇了一跳,「小妹」,真的是在叫我嗎?

大概是那天穿著比較輕便,沒有化妝吧。

買了飯盒回家跟兒子說,兒子嘲笑我:「明明是歐巴桑了,被叫小妹還很高興咧!」

我說我並沒有高興,只是感到訝異。

兒子說:「妳是要講妳看起來年輕,人家才叫妳『小妹』吧?」

才不是。

我不認為老闆有注意看我,他只是「男的」就叫「小弟」,「女的」就叫「小妹」,如此而已。

即使是大學生,我也認為不應該被叫「小弟」、「小妹」。

兒子有一回搭飛機,空服人員稱呼他「Mr.」,他很高興。對十二歲的男生,「Mr.」是「敬語」嗎?

在台灣,「小弟」、「小妹」算是不客氣的話嗎?是指在餐廳的服務員吧?以前大陸什麼人都叫「同志」,真是「一視同志」,「階級平等」啊!

和被學生叫「Miss」一樣,我逐漸對被叫「小妹」麻木疲乏。最不喜歡「好為人師」,明明職業已經在教人了,日常生活也愛「教人」會遭人厭煩吧。何況,後來發現不僅是那個學校食堂,校園裡別的餐廳和校外的商場,我被叫「小妹」的經驗還不少,怎麼可能一一「糾正」呢?

才不是「妳看起來年輕」的恭維,是對於人與人長幼親疏關係掌握不住,對於詞彙的「語感」貧瘠或無意識。也許有人要說,叫人「阿Boy」、「阿Girl」是新加坡式的「親密俏皮」,那麼我是不夠入鄉隨俗。但是我還是想,「阿Boy」、「阿Girl」總有年齡程度的區別吧?上了大學,還被叫「阿Boy」、「阿Girl」的話,不知道當事人做何感想?

一天下課,又去學校食堂打包晚餐。遇見幾位學生,就站在攤位前聊了起來。

「小妹!」「小妹!」

「老師,老闆在叫妳……」學生提醒我。

在學生面前被老闆叫「小妹」的老師(們),此刻應該有怎樣的情緒反應呢?

「我不是『小妹』。」付了錢,我直接對老闆說。

老闆沒理我。

下一次,老闆還是會叫我「小妹」的,我知道。

2009/04/27

坐在魯迅的座位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魯迅《吶喊.序》


他後來回憶道:「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

我坐在他的同學說,他從前經常坐的位子,時間是一百年後。

1970年代之前,這間階梯座位的教室並未刻意被保留,只是逐漸荒置。改名為「東北大學」的片平校區,如今同樣建於明治時代的建築物寥寥無幾。1970年代末期,隨著中途輟學的「校友」作家在祖國的聲望高揚,階梯教室成為見證一位偉大人物誕生的場景,儘管那是一段不愉快的經驗。

階梯教室的木板外牆現在漆成白色,看隔鄰的「法學研究科片平五號樓」知道,原來可能沒有上漆。東北大學圖書館進門處有階梯教室的舊照片,照片中,階梯教室的後方牆上裝置了放射投影的幻燈機,現在已經卸除。

以前有學者(例如李歐梵教授)不相信「幻燈片事件」確有其事,雖然魯迅不僅在《吶喊》的自序中提及,也向同鄉友人許壽裳說過,這麼特殊的情節轉折,太像小說家虛構的啟蒙刺激。「幻燈片事件」強烈的視覺印象,也被視為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之一,古文書的東方文明被西式的科學觀看儀器和演示內容給驚醒了。

1978年平凡社出版的《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魯迅在仙台的記錄),詳細蒐集了魯迅在仙台的求學和活動情形,訪談他的同學,公布校方的文件──像入學申請書、課表、成績單(被發現成績算錯)都原原本本留著,真是佩服日本人的資料癖和考察的心思。可惜那張魯迅看到中國人被斬首示眾的幻燈片沒有找到,但是的確有日俄戰爭的時事幻燈片。

面向黑板,中央第三排最左側的位子,魯迅坐在這裡上課,學習先進的知識。他的課表裡有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學、佐野先生教的化學、三好先生教的倫理學(這一科成績最好),以及小高先生教的德語等等。

階梯教室有明亮的玻璃大窗,和魯迅形容的鐵屋子中國是截然的對比。我在教室裡顧盼踱步,昔時的拍手喝采早已風流雲散。

魯迅離開了仙台,走向文藝。他想醫治的病體,經過了一百年,也不曉得痊癒了沒有。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5月17日

這間課室,曾經有學生們看著戰爭的幻燈片拍手喝采,一位清國來的二十多歲青年卻不再像以前隨眾了。遠離東京的醫學專門學校,他是第一位清國留學生;叫做「仙台」的東北小城很少同胞,他與同胞的久別重逢,是在目睹對方死亡來臨的瞬間。

LHZB (17 May 09, Pg 20) carried an article by Assoc Prof I Lo-fen from NTU’s Division of Chinese, on her visit to the Sendai Medical Academy, the Japanese medical school attended by Lu Xun, who is hailed by literary historians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