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6

好人做到底

孩子從小大而化之,丟三落四,遺失東西是家常便飯。
舉凡外套、雨傘、水壺、MP3、球、飯盒,出了門沒帶回家的東西數不勝數。最嚴重的一次,是兩年前到新加坡當天就不翼而飛的護照。幸好幾番周折之後,去機場領回,化解一場虛驚。
這一次,孩子把錢夾遺落在計程車上。
失錢事小,麻煩的是證件和車票。
唸了一年半的國際學校,新加坡公共交通單位很令人不解,說只有本地學校的學生才算學生,可以辦學生票卡;六歲以下的外國小孩可以用護照買兒童票,我家孩子一年半間就和成人無異,用成人票卡。
轉到本地小學之後,終於可以「名副其實」申請辦理學生票卡,對那張有點「得來不易」,掃瞄了自己大頭照片的學生票卡有些珍惜。
小學讀了六年半,在三個國家,換了四所學校,想來孩子的求學之路,由於我工作的遷徙,也真是坎坷。
在小學生涯的最後兩個多月,把放在錢夾裡的學生票卡弄丟了,又回到成人的付費方式。
住在遠離市區的偏僻校園裡,每次出門總免不了以超級市場為最後一站。大包小包提著生活補給品排隊等計程車,是當天最要緊的祈禱,微笑或者是惡夢,端看計程車來臨得順不順利。
住的地方很可能讓計程車空車而回,打了電話也不一定招得到計程車。有時好不容易等到車,一句「不順路」,著實潑我們全身冷水。更有時被計程車司機拒載之後,憤憤然「掙扎」著去搭乘地鐵。
是一天中圓滿的句號,還是疑惑的問號,或者不滿的驚嘆號,要靠計程車司機來決定。
那天運氣挺好,躲過計費加成時段(我至今仍沒搞清楚,付車資時才曉得),等不到十分鐘便坐上車。
等車時就已經告訴孩子,用不著票卡,把錢夾收進背包裡。進入叛逆階段的孩子,總是反抗父母的要求。提袋夠多夠累贅的了,錢夾抓在手裡不嫌麻煩嗎?
家有如此年紀的孩子,家長要不經常為小事爭執或動怒,只有隨他。
每天睡前叮嚀檢查書包,第二天出門時都還是會出現手忙腳亂,遍尋物品的緊張。不以禪家之道由他而去,唯有肝火攻心,不知此人為何方神聖,憑什麼日日來考驗我的耐性?
好吧,這一天是臨睡前,宣告錢夾放在剛才的計程車上。
「上車前我不是說了,叫你把錢夾收起來嗎?」真是難以相信。
不驗收已發出的命令,結果就是此般下場。若是想要即時驗收,則會遭來「妳已經說三遍了」的回答。
總之,面對現實,錢夾不在了。
「裡面有什麼?」我從來不翻看孩子的書包和錢夾。
「車票、錢,還有一些會員卡和證件。」
不記得有多少錢,至少四五十到八九十多塊吧。(這差距真大)
沒有拿計程車收據的習慣,即使第一天到新加坡遺失了護照,被友人勸告要記得拿計程車的收據,萬一東西忘在車上,也好按圖索驥。曾經乖乖拿了幾次收據,回到家隨手一扔進垃圾桶,反而覺得浪費紙張資源。況且,我想,就算確鑿車輛,其他乘客拾走,或是司機說沒找到,能奈他何?
運氣是要運氣到了才算運氣。(廢話)
無論如何,重新申請學生票卡麻煩,還是打電話給計程車公司。
什麼顏色的車?幾點從哪裡上車?幾點在哪裡下車?車資多少?什麼樣的錢夾?裡面有什麼東西?
一一按照記憶所及回覆稟報。
得了一個報案的代號,留下聯絡電話號碼,靜候佳音。
心想,石沈大海還是失而復得,就在這幾天。
第二天晚上,再打電話回去計程車公司查詢,報上代號。
「因為你不能提供確實的車號,我們無法替你聯絡司機。有結果的話,我們會通知你。」
「謝謝。」等於可以不用期待。
第四天,孩子說學校接到消息,錢夾拾獲了!即日到計程車公司領回。
錢夾裡有校名和姓名的學生票卡,果然發揮功效。
計程車公司在遙遠的北邊,如果搭乘地鐵到那附近,還要換計程車,單程前後大約一個半小時。
節省時間為上,隔日坐計程車到計程車公司。
新加坡的計程車司機很少沈默寡言,聽我要去他公司,問:「妳在我們那做工?我怎麼沒見過妳?」
只好據實以告,對方又饒富興趣地打探:怎麼弄丟的?幾時?在哪裡?司機是華人嗎?有多少錢在裡面?
「還是我們新加坡好哇!東西丟了經常找得回來的!」他說。
我想到孩子遺忘過的護照,無力地點了點頭。
糊里糊塗的毛病,還是不宜外揚,計程車公司真遠,我實在沒精神和他老兄討論下去。
報了學校給的領件代號,遞交我的證件,取回了髒兮兮的錢夾。
錢夾最外層,是孩子的學生票卡。
裡面有十二元。
這來回的計程車錢,三十元都不止。
孩子晚上回家後,把錢夾給他。
「怎麼才十二塊?至少有四十多呢!」孩子馬上表示失望。
我說:「不管怎樣,找回來了,你該感謝那位還給你的司機是個好人。」
「好人?好人要做到底啊!拿走我三十元的,也算好人嗎?」
「那三十元是你的學費。」我在心裡說。

「新漢文化圈」的預言


選自衣若芬《感觀東亞

西元1790年,有一艘破船漂流到韓國的濟州島,船身左邊畫了太極圖案,刻著「海上安全順風自在」八個字;桅杆上飄搖的旗幟也畫了太極圖案,寫著「順風相送」。 船上共有十四個人,載了粟米,三匹馬、兩隻狗,還有《論語》 、 《中庸》 、 《小學》 各一冊、《三國志》 六冊,以及日語單詞的通俗百科詞典《大節用集》等等。
濟州官員問他們來自何方,語言不通,其中有一位懂得簡單的漢字,代表應付偵訊,以漢字筆談。原來,他們是從琉球那霸前往宮古島收取年貢物,返程途中遭遇風害,偏離航道,因而誤闖異國的災民。
 出發前祈求的「順風」並沒有如願以償,還好筆錄答問並無疑義,這些琉球人在濟州得到了衣食的照顧,修復船隻,數日後再度揚起歸帆。 
 這一則案件記錄在韓國的史書《朝鮮王朝實錄》和《日省錄》中,類似這樣的漂流事例,在古代的公私文書裡屢見不鮮,有從日本漂流到中國舟山、從韓國漂流到台灣澎湖、從中國漂流到日本長崎……。 
 不幸的海上歷險,僥倖的收押遣返,二十世紀初之前數百年間的東亞海域,如果沒有共同溝通的文字,漂流民的生命恐怕深受威脅。
我想到1874年,同樣從宮古島返航那霸上繳年貢物,卻被颱風颳到台灣東南,和原住民發生衝突的「牡丹社事件」。 漢字,不僅僅是文化交流、傳播宗教與思想的工具,漢字,是流亡異境的存活護身符。
 看看1790年那艘琉球船上裝載的書籍,都是貿易的商品。朝鮮的史官說,《論語》和《中庸》有夾註句點,應該是該國之書,也就是並非中國出版,而是琉球的印刷品。另外,《實語敎童子訓》是日本編訂,五個漢字一句的童蒙教化書,像「幼時不勤學,老後雖恨悔」兩句,不正如《三字經》的「幼不學,老何為」嗎? 
 1986年,法國漢學家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 1928-2021)出版了Le Nouveau Monde Sinisé一書,第二年便被日本學者福鎌忠恕翻譯為《亞洲文化圈的時代》;其後中國學者陳彥翻譯為《新漢文化圈》。
「新漢文化圈」顯然得自「漢字文化圈」的概念,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為日本學術界所重視。「漢字文化圈」含蓋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二十世紀初以前,使用漢字為官方表記符號的地區,由於這些地區大體都尊崇儒家,也被視為「儒教文化圈」,或是從地理位置上稱之為「東亞文化圈」。
 汪德邁「新漢文化圈」的見解其實並不特別新穎,他把使用漢字和使用筷子作為定義「漢文化圈」的標準,從政治、經濟與文化多方面指出「漢文化圈」的特色與潛力。他認為堅實的儒家思想是社會安定的後盾,保留較完整的漢字使用比例是經濟發展的利器──日語中大量的「當用漢字」,以及徹底拉丁化、摒棄漢字的越南,是兩個顯著的對照;介於二者之間的,是徘徊於漢字與本國拼音字的韓國。 
 姑且不論汪德邁的分析是否令人信服,他強調「西化」絕非「現代化」唯一的道路,主張重新審視亞洲的未來前景,還是值得深思的。
 談到漢字對於周邊國家產生的巨大作用與影響,一般中國人都很受用,覺得與有榮焉,何況是出自洋人之口,更感到臉上增光。正由於如此,「漢字文化圈」的提法也被蒙上「漢沙文本位主義」的色彩,流於狹隘與自大,反而遭受批判。東亞諸國,是否因為使用漢字而成為「(儒家)文化共同體」?有沒有什麼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在和亞洲其他非使用漢字的文化範圍接觸時,能不能展現自身的普世意義? 
 如果重視「新漢文化圈」是一種回歸,或是二十多年前汪德邁對東亞新世界的預言,放眼全球「漢語熱」的現狀,或許能夠讓我們冷靜地繼續觀察。在各國的主體意識和結盟需求的考量下,兩百年前救命的漢字,日本學者子安宣邦教授形容的「不可避的他者」,正考驗著原來「漢字文化圈」領導人的遠見與智慧,被汪德邁劃入「新漢文化圈」的新加坡,也是其中之一。
  (2008年10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