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11

快哉亭上草萋萋

徐州快哉亭(衣若芬攝)


推開虛掩的雙扇大門,輕微的吚呀響。探頭左右張望,約莫一百米之外,一幢重檐攢尖式的仿古建築,兩側延伸敞廊。
正想踩著裂磚往前瞧一瞧柱子上的楹聯文字,身後被喚住制止。
我轉頭看見一位老者向我招手,要我返回。
「危險!房上的屋瓦會掉下來砸傷人。」他說。
老者問我怎麼進來這個小院。
「快哉亭公園」,我就是衝著這「快哉亭」來的啊。
燥熱的徐州,清晨落了清新的陣雨。雨停了,我收起傘,任風搖樹梢滴滴答答的水珠點在衣上。
涼亭裡聊天唱歌賞荷花的爺爺奶奶自得其樂。我從網路上查到「快哉亭」的位置,順著指示走,和遇到的路人確定方向。
「請問快哉亭是從這條路去嗎?」我在路叉口問。
大嬸一邊搖著蒲扇說:「快哉亭?這裡就是快哉亭哪!」
我說:「是在這公園裡,有個像亭子的…」
她歪著頭想,手指往反方向:「亭子在那邊~」
旁邊的大叔說:「不是那個亭子,」他朝我說:「妳說的『快哉亭』不能進了!在前面小坡上。」
果然,走到水泥階梯下,吃了閉門羹。
在底下拍了幾張照片,意猶未盡。拾級登臨門外,發現門沒鎖。
站在快哉亭的院子裡,我和守院的老者閒聊,他說姓丁,來這裡幾年了。
1077年蘇軾任徐州知州,駐節徐州的京東提刑使李邦直在城東南高地建亭,蘇軾作〈快哉此風賦〉,亭子便命名為「快哉亭」。現在的「快哉亭」是1980年代所建,丁伯伯說:年久失修,這裡遊客不能進來。原來是大門沒鎖好,我剛巧「趁虛而入」呀!
我們望著長了草和小樹的亭台屋頂,這裡廢棄多久了呢?敞廊裡有碑刻,我想過去看一下,剛要往前,再度被制止。
蘇軾很喜歡「快哉」這個詞,「快哉」源自戰國時代宋玉的〈風賦〉。〈風賦〉裡寫道:某天,宋玉和景差陪同楚襄王遊覽蘭台宮,一陣涼爽的風颯颯吹來,楚襄王忍不住敞開衣襟,迎著風說:「快哉此風!」
「快哉」的「快」,既傳達風的速度,也顯示風使人通體舒暢。人們在高台或四面無牆的亭子,往往能感受風的吹拂,為亭子命名「快哉亭」,恰如其分。在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黃州(今湖北黃岡),都有蘇軾命名的「快哉亭」,如今只剩徐州保留遺址。
宋玉寫〈風賦〉;蘇軾寫〈快哉此風賦〉,表面上只是沿用了宋玉「快哉此風」的語句,可是兩文一加比較,就能發現蘇軾超越甚至推翻宋玉的觀點。在〈風賦〉裡,楚襄王在「快哉此風」之後說:「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意思是:這麼舒服的風,平民百姓也能享受嗎?宋玉趁機從身份、階級、環境的差異,區別高下貴賤,說大王吹的是「大王雄風」;平民百姓吹的是「庶人雌風」。「大王雄風」使人開朗;「庶人雌風」讓人生病。
宋玉想勸說大王體恤百姓生活,但是很難肯定,如果楚襄王智商和情商不高,會不會反而助長了他的優越感呢?
蘇軾雖然擔任一州的行政長官,並不因此認為大自然對於每個人有個別條件待遇,〈快哉此風賦〉說: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來,既偃小人之德;颯然而至,豈獨大王之雄。
賢者和小人、大王和庶人,接受的是同樣的風。如果有什麼差別,不是基於天生的社會層級,而是道德修養。即使是小人,也有機會被溫和的風感化,這就是《論語》裡說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施行仁政的官員,是能讓百姓暢快的啊!
後來到了黃州,蘇軾有職銜而無職權,他替和他同樣被貶謫的張偓佺築的亭子還是命名「快哉亭」。蘇軾的弟弟蘇轍寫了〈黃州快哉亭記〉,更是直接否定了宋玉的「雄風」「雌風」說法:「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他認為「快哉」的關鍵是人的內心價值判斷。蘇軾則寫了〈水調歌頭〉詞給張偓佺,尾句為:
堪笑蘭台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他把宋玉和莊子相比,高下立現。風不因人的貴賤有別,而是取決於人是否能培養孟子所說,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人行得正,風吹不倒,快哉!
小院裡的風,颳不起巴掌大的梧桐落葉。丁伯伯示意我該離開了。
向眼前這頹壞的快哉亭投以最後一瞥,雙扇朽門吚呀關上。

部份內容刊登於2017年 11月1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7/10/31

月亮兔不見了

圖片來自網路



全球已經出售900萬本啊?東野圭吾的"ナミヤ雑貨店の奇蹟"(解憂雜貨店的奇蹟)2012年出版以來創造的銷量,不知道算不算這個閱讀寒冬的溫暖奇蹟。
900萬本,包括許多翻譯本,我讀的中文譯本當然也是其中之一。覺得《解憂雜貨店的奇蹟》算不上推理小說,穿越時空加上懷舊故情,也算不上我讀過的東野圭吾小說裡最精彩的作品。
只能說,很容易讀,很容易懂,很容易產生共鳴,完全符合可能暢銷作品的條件。
然後就是小說改編的舞台劇和電影,繼續拉動小說的覆蓋面。
沒有特別期待,也不知道電影演員,就當成周末的消遣。即使浪矢老爺爺不可能幫我解除我的煩惱,揉著敲打電腦鍵盤到疼痛不已的手臂和手指,我走進了黑暗中的解憂雜貨店。
咦~送進雜貨店鐵捲門郵件投遞口的第一封信,並不是小說裡寫的月亮兔小姐寫的──電影導演和編劇一定有什麼想法吧。寫信給雜貨店的老闆浪矢老爺爺,說出想要諮詢的煩惱,投入打烊後拉下的鐵捲門郵件投遞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後側的牛奶箱裡拿到回信。三個同在孤兒院長大的小偷躲進不再營業的雜貨店,穿越到1980年,陰錯陽差接到信件,回覆了32年前的諮詢。於是,諮詢不僅是安慰,還有預言,勸告變成引導:日本經濟起飛、泡沫破滅、互聯網、手機…。
小說裡出現的求助者有「月亮兔」、鮮魚店的歌手、熱愛披頭四,自稱「約翰藍儂」的少年、徘徊於「錢途」的「迷茫的汪汪」。電影稍微合併了和音樂有關的部分,完全刪除了月亮兔的故事。
月亮兔是接受培訓的運動員,猶豫著是否要放棄可能參加奧運的機會,好好陪伴即將不久人世的男友。對於沒有看過小說的觀眾而言,電影裡沒有月亮兔毫無影響。我想到的是,小說和電影的「互媒性」(intermediality, 跨媒體性),「改編」的「再製造」和「再創作」帶給觀眾的視聽愉悅程度。
由於不願透露真實身份,月亮兔隱去了自己擅長的運動項目。在小說裡,被強調和放大的是她的迷惑和擔憂,至於她本人則是面目模糊。這裡便呈現了媒體轉換時如果要「忠於原著」便產生的困境。讀者閱讀時,從文字想像小說人物的形象,電影把小說具像化、可視化,如果小說人物不夠明確,甚至像月亮兔這樣故意隱藏個人線索的角色,便難以表現。
電影版《解憂雜貨店的奇蹟》採取的是全知的敘事觀點,小說裡的敘事觀點有時由第三人稱承擔,就可以解釋一些內容的隱喻和巧思。比如,「解憂雜貨店」的名字,原文是「ナミヤ雑貨店」,ナミヤ是店主人的姓,可是這家雜貨店為什麼能替人解憂呢?電影裡沒有傳達這一層的意味,小說裡藉著店主人接受雜誌採訪而透露原委:
「一開始是我和附近的小孩子拌嘴,因為他們故意把浪矢(namiya)念成煩惱(nayami)。因為廣告牌上寫著,接受顧客訂貨,意者請內洽,他們就說,爺爺,既然這樣,那我們可以找你解決煩惱嗎?我回答說,好啊,任何煩惱都沒有問題,沒想到他們真的來找我商量。
作家經常使用的語言諧音或換位的技巧,以及日文的漢字、假名書寫方式造成了錯置,使得"浪矢"(ナミヤnamiya)被聯想/扭曲成"煩惱"(悩みnayami),孩子們調皮,說這是一家煩惱的雜貨店,接受煩惱,於是成了「解憂」。
熟悉日本文化的讀者和觀眾不難感受到,這是充滿"負罪""報恩"思想的作品。小說的布局更像是單元連續劇,人物的對話十分自然生活化,當被拍成電影,就顯得非常「小品」。
電視劇是靠對白演繹情節,是「聲音敘事」;電影則是用畫面,靠調動視聽感官的「影像敘事」。電影給觀眾畫面與畫面之間的聯想(蒙太奇),一個鏡頭可能很長的時間,即使角色沒有說話。小說裡沒有的浪矢老爺爺和舊情人一同看信的情節,就是運用了電影能超時空重疊的視覺語彙。電視劇則更要求節奏,要「發生一些什麼」。
有沒有月亮兔不要緊,電影版《解憂雜貨店的奇蹟》,發達了懷舊的「淚腺經濟」。

2017年 10月2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7/10/25

在香港談文圖學

香港天星小輪上
探討文本和圖像的學術,我稱之為「文圖學」(Text and Image Studies)。近幾年致力於文圖學的研究拓展,寫了《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一書探討文圖學的建構,本書獲得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出版獎助,入選2016年新加坡《聯合早報》年度好書。我在大學開設文圖學專門課程,也應邀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韓國、中國大陸等地演說,和更多同好分享。2017年,承蒙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邀請,文圖學的聲音在香港發散。
這一次,我規畫了三個環環相扣的主題,首先是概述性質的「文圖學與城市生活」(224),介紹文圖學的基本觀念、構成原理,以及操作方式。文圖學立基於文學、文化、藝術史,相較於過往討論的「詩畫關係」,涉及範圍更廣,也更能切合現今社會。文圖學可做為學術研究的主題、方法論,也可應用於行銷傳播的文案設計,在城市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我展示了自己隨手拍攝的標誌、招牌、景觀雕塑照片,言簡意賅地向聽眾朋友介紹。
冒著攝氏十一度的寒風而來,講廳裡大家聚精會神,和我一同發表對屏幕上畫面內容的解讀和看法,反應十分熱絡。我想:文圖學是民主的,人人都能發言,人人也都能享受其中的意味。
經由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聽眾很快地向我傳達了見解,一位朋友說:
難得聽到老師介紹文圖學,很棒感謝令我感到,文圖學就好像是生活的學問,本來就是人類的智慧也是易學難精的學問,需要更多門學術根基,才可穿越古今。
另一位朋友說:
謝謝老師你好,星期五的圖片很精美,明天也會來的,經過兩天思考,我基本上是認同老師的研究思路(原本我還在困擾到底可不可行和如何與自己既有的知識體系進行聯繋,這兩天看心理學的書,好像有點像老師教的理論…),要加油喔,謝謝老師給我們這麼精彩和具啟發性的課堂。
第二講,延續文圖學在行銷傳播的應用,我以三種容易成癮,具有物質依賴性的鴉片、香煙和成藥為例,談二十世紀商業廣告文圖學(227)。從「清明上河圖」的店招和宋代商品廣告,談到香港、新加坡、上海、台灣的報紙廣告。其中不少勾起聽眾回憶的片段,使得歡快的氣氛裡流露溫馨。
順著文圖學在二十世紀商業廣告的蓬勃興盛,時代演進到邁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當前。我的文圖學第三講便從互聯網世界談起(228),從Facebook,任天堂3DS遊戲機,到B站彈幕。衝擊著視覺和價值觀的二次元世界,對90後的Z世代人類卻是日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和聽眾們一起設想──做為文圖學的消費者、接受者,也可能是創造者、傳布者,我們可以怎樣處理人際和人機()關係呢?
在香港談文圖學,聽眾有教師、有學生、有社會人士,發言的語言有普通話、粵語和英文,多元並陳,新鮮的經驗。
語短情長,最後以「我見,我思,我存在」,總結三講的內容,希望大家有所收穫。聽眾朋友來握手話別,祝福道謝,依依不捨。我未能一一好好回覆,謹以此小文做為紀念。
回到新加坡。文圖學的話題仍在香港持續溫度。有聽眾朋友給我看她拍攝的商招廣告,呼應我談「文圖學與城市生活」的話題,在日常中品味別樣的視覺經驗樂趣。也有朋友舉一反三,將我談的傳媒文圖學廣告,應用在交通工具上,提出研究香港電車車廂廣告的想法。
醞釀,發酵,文圖學在香港日後的科研成果,不可忽略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精心安排,慷慨公開的免費講座。一座市井氣息濃厚的商場旁,連結著書卷氣洋溢的一所大學,我在那裡分享所學;在圖書館閱讀;在書店選購,中午時分的校園現場音樂演奏,將是2017年春天香港之行的印象留聲。


 刊登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南風》,2017年 9月

2017/10/14

當文青還不是髒話

卡夫卡常去的咖啡館Café Louvre(衣若芬攝)


認識他時,他是林松輝。來到新加坡,才曉得他是殷宋瑋。
我們在台灣大學度過風雨斜陽交映下,處處花團錦簇的1980年代後半場。我也從他的書和他的演講裡,知道那是他,以及一些來自新加坡的同學的「文藝青年」養成階段。
縫合彼此的記憶碎片,新加坡藝文發展史裡的台灣滋育,那麼深刻且強大地吸收到他們的血脈,力擊到心臟,以致於畢業後還要飛「回」台北,到那一家咖啡館的窗前,伏案,或是打開筆記本電腦,用當年的姿勢,寫作。
是的。文藝青年是有話說的。
寫作是「話語」的一種,美術舞蹈戲劇電影音樂…都是表達的方式。你看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早年不也是醉心於音樂,想當歌手?歌手音樂人Bob Dylan去年受青睞得獎,有人質疑:歌詞是文學嗎?翻翻宋代文學史你就知道了。
我們是「文藝青年」的時代,不刻意自覺是「文藝青年」(至少我沒有,即使我擔任校刊《臺大青年》的副總編輯);我們過了「青年」的年紀,「文藝青年」被簡稱「文青」,聽說英文叫hipster,然後,「文青」要被定義、被塑造、被批評、被「文青」…。
「身分認同」無所不在,你不想認同,人家也會「標註」(tag)你,管你接不接受,那是一張入場的貼紙。場外觀望的人想拿那張貼紙,門路很多,貼紙入荷(にゅうか,進貨之意,文青要懂一點英語以外的外語),手機自拍,修圖美化,炫耀上傳到互聯網,等著收「讚」。
所以你問我:你()是「文青」嗎?看到這篇文章這一句的人,恭喜你!你得到了文青的貼紙!(收集滿一萬張貼紙可以看看能在文青世界換得什麼)
可是可是,「文青」不是有貶義嗎?說人是「文青」是不是髒話?
讓我用粗淺的符號學、經濟學和《道德經》的觀點來試著想一想。
所有的「名稱」,都是製造出來給人「叫」的符號。我是衣若芬,為我命名的長輩要人們這樣稱呼我,「衣若芬」的語音沒有意義,如果你聯想到李白的「雲想衣裳花想容」;或是南宋畫僧「玉澗若芬」;或是某一本言情小說─都是你為「衣若芬」這三個字的組合賦予的內涵。「衣若芬」這三個字的「使用價值」,是能夠讓一個人被指涉,是它的「本來屬性」。
符號一旦有了聲音、外形等等「本來屬性」之餘的意義,比如社會化、商品化,就具有了「交換價值」。假如「衣若芬」成為一個服裝品牌,性格明顯,有一定的市場需求,可以產生經濟效益,便構成營銷的「交換價值」,甚至除了可計量的金錢,還有「附加價值」。
金錢和商品是否等值,所謂「性價比」、「CP值」在商業社會是見仁見智的。「差異化」的現象有時並非自然的結果,而是操作「正言若反」的技術。就像「印象派」、「野獸派」畫家被嘲笑,後來反而拿來自我標榜,沒有特定褒抑的「文青」,隨著消費成為日常,用物質定位個人的存在感,也就成了某種生活態度。
Bernd Schmitt教授研究千禧世代(Millennials1980-2000年之間出生的人),尤其重視「文青」及「獨立」(indie)經濟,我覺得文青消費是在流行裡找孤獨;在簡約裡求多義。松輝提到香港的《藝文青》刊物諧音粵語的「偽文青」,自稱虛構的「假作真時真亦假」,十足文青派頭。先不論文青有沒有「偽」還是「微」,我想有深淺濃淡之別吧,能不能享受「隱喻」的樂趣,要靠「煉成」,功夫在「文」不在「青」。
我們的衣著也是文本。松輝演講那天,柯思仁、黃凱德和我,恰好都穿了黑色圓領T恤,各有象徵的圖案。松輝則是白色T恤,當中一個高舉的紅色拳頭,外套藍色格紋襯衫,普普風(POP Art)顏料的白長褲和運動鞋,既叛逆又大眾路線,加上標準的文青深厚框眼鏡和鬍鬚,不愧是深諳此道的高手啊。
當文青還不是髒話(的時候),很慶幸我們相識。
當文青還不是髒話,當別的XX,才是。

附記:2017106日,林松輝(殷宋瑋)於城市書房談「文青是怎樣煉成的」,黃凱德主持。當晚聊到:什麼是文青的「標配」?我覺得「卡夫卡」是其中之一。拍攝卡夫卡常去的咖啡館Café Louvre戶外一角,是我文青式的假掰。

2017年10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7/09/30

人生可以重疊

李永平在新加坡(衣若芬攝)

「人生不能重來,但是可以重疊。」我寫道。
去年118日,李永平老師榮獲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我傳了Line簡訊向他祝賀,他傳來報紙的新聞照片,報紙上,李永平坐在南大華裔館前,手捧著書,抬眼向右前遠方,似有所思。他表示,特別喜歡這張在華裔館前拍的照片。我知道,他所坐的位置對他的人生意義非凡,一個50年前沒有進南洋大學的年輕人,半個世紀之後,終於以駐校作家的身份,回到了他夢想的雲南園。
就在他獲獎的一個月前,在歡迎他擔任南大中文系駐校作家的茶會中,他致詞談到最喜愛的中文字是「緣」。李永平的父親1938年從廣東移居南洋。1947年,李永平在砂拉越古晉出生。1955年南洋大學籌建時,他的父親也捐資相助,於是南洋大學成為李永平心心念念的學府。他說:嚮往就讀南洋大學,讀盡圖書館所有的藏書,寫一部現代的《紅樓夢》。
然而,他和南洋大學的緣份竟沒有台灣大學深厚。1967年,他赴台灣之前,還特地停留新加坡,在南洋大學徘徊,那時的圖書館,就是現在的華裔館。他說:父親在天之靈,也會對他這小子的本事感到安慰吧。最後,他情真意切地說:「謝謝我敬愛的養母──台灣!」
簽送給南大中文圖書館贈書時,李永平仍然激動不已,手抖得不能執筆寫字,我見狀趨前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冷,但他的話語熾熱。這人生的重疊,夢迴雲南園的幻境實況,多像他的小說場景。
李永平欣賞我「人生可以重疊」的想法,回覆道:「說得好極了。」還加上了一個笑臉符號。
我有時近距離和他交談;有時回到他的文字裡讚嘆。
915日是他的生日,去年是七十大壽,他不想慶生。得知他動過大手術,可能飲食有些禁忌,我煮了兩個水煮雞蛋,帶去辦公室給他,他開心地接下,一面又對年屆七十流露歲月感懷,皺起眉頭。話題一轉到寫作,他的精神馬上振奮,說《紅樓夢》是他不可或缺的枕邊書,經常從書裡獲得啟發,即使到新加坡教學幾個月,還把《紅樓夢》從台灣寄來。「《紅樓夢》,好偉大呀!我幾乎每天都讀。」他語氣昂揚。
我說:我去了古晉,才經田思老師介紹,曉得《吉陵春秋》寫的「吉陵」原型在古晉的印度街。「吉陵」是指印度裔(後來聽說這個kling有貶義)。可是,為什麼小說的用語遣詞那麼「中國」?那麼像鄉野奇譚?以致於我當年追看報紙刊載時,想像的《吉陵春秋》作者,是個北方老頭兒?
他哈哈大笑,隨後又「招供」似地,說那是年輕時刻意造作模仿而成的,現在覺得有「欺騙」之嫌,慚愧!
我直言道:「更有『製造』意味的,是《海東青》吧?《海東青》的下部會繼續寫嗎?」
他搖搖手,說:「現在準備寫的是一部武俠小說。」
我瞪大了眼睛,這是在「復古」嗎?但又想,這是小說家的自我挑戰哪!雖然說《吉陵春秋》、《海東青》是作者精心鍛煉字句的成果,有意擺脫作者本人的南洋背景,我覺得,這是作者的「角色扮演」,稱不上「欺騙」。小說取材的地域和故事來源也不是最重要的,要緊的是他的創意發想和經營布置。
從另一個角度設想,李永平為什麼要「掩飾」他的「邊緣/離散」身份,用「華化」的筆法,去靠攏華語文的「主流」呢?當他小說裡的「繆思」人物朱鴒做為一個聽眾或嚮導,在「月河三部曲」裡帶領讀者穿行往復婆羅洲,同時也像是和作者的內心情結對話,讓他釋放糾纏。我讀《大河盡頭》,能感到一種隱痛,像一顆長不出的智齒,作者不得不寫,嘔心瀝血,生死以赴,為了那終於得以妥協的自我和解。
武俠小說《新俠女圖》隨著作者922日離世未能全竟,讀目前刊載的楔子和第一回,我琢磨題目的「圖」字,可是一種呈示、譜錄的意思?圖繪總有畫家的心像,交映重疊於作品。少年李鵲、女俠白玉釵,藍衫書生蕭劍,浪人菊十六郎,舒展在圖卷,閉上眼,口中是那顆隱痛的智齒拔除後的絲絲血水鹹味。
李永平的骨灰依他遺願灑在淡水河。大河沒有盡頭,有的是融入大洋的海闊天空。


201793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