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19

美國時間

衣若芬攝於Stanford University,2018年 4 月 

        以前我聽人家講:
"我沒那個美國時間。"覺得意思是美國人很有時間,或是做事很有效率,所以能省出時間。
到了美國,至今一個多月,每天都在過美國時間,也每天都發現自己實在不夠"美國時間"
朋友教我,克服時差的方法,就是在飛機上按照旅行目的地的時間度過,當地是晚上,就該盡量睡覺;當地是白天,就看電影、吃東西、做些事。即使身離地球,進入目的地生活狀況,抵達時自然順應步調,忘了時差的存在。
所以長途飛行我盡可能搭直飛的航班,免得轉機時打亂了節奏。聽過好些在轉機時由於時差沒趕上飛機的例子,有的是時間搞錯;有的是候機時睡著了。戰戰兢兢等著轉機,就算手機已經自動調整到所在地時間,我還是忍不住會想找個時鐘確認一下。
第一次參加西方漢學研討會,就是到美國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只記得校園很大,棕櫚樹很高,天空很藍,我很睏。階梯式座位的會場沒有坐滿,我發表過論文以後,走到居高臨下的位置,噢噢,主持人可是一目瞭然,不能讓我藏身哪!努力支撐,仍然精神恍惚,好幾次被自己低垂點頭晃動的力道驚醒。去胡佛(Hoover)圖書館看書,夾在密集的書架之間,更是完全潰敗給睡神。那次的斯坦福之行,簡直在夢遊。
再次來到斯坦福,還是依然─校園很大,棕櫚樹很高,天空很藍,我呢,可學會了,16個小時在飛機上,該咋樣就咋樣,吃喝睡覺。325日上午9點半飛,同一個日期同一個時間抵達三藩市(舊金山, San Francisco),奇哉!
於是無縫接軌過美國時間,好友來接我,吃早餐、採買、吃午餐,住進寓居的地方,完全正常過日子,好像已經是此地居民似的。唯一不習慣的是天氣比預想的冷,不是說加州陽光嗎?怎麼我還要穿羽絨服?8度到20度,這是要怎麼著裝呀?
4月初旁聽了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合辦的研究生學術發表會,和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的學生聊天,才曉得北美大陸分四個時區,東部來的人也會有時差的困擾呢。這個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合辦的研討會很有意思,兩校同在加州北部,具有競爭及合作的雙重關係,如同英國的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韓國的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台灣的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每年舉行各種聯誼競賽活動,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美式足球賽(Big game)是熱點。
以中國古代文學歷史為主題的研究生學術發表會輪流在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會前徵集世界各地的研究生投稿,兩校的老師和研究生代表認認真真開一天的會議,討論給予宣讀論文資格的人選。發表人每位主講30分鐘,由相關研究領域的教授點評20分鐘。這些大教授毫無「上位指導」的架子,點評時總會謙和地表示自己有所學習或啟發,然後直指論文的要害, 提出質疑或提供研究參考的資料及觀點,實實在在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論學問道,相與釋析。晚餐時,我同桌的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還在為如何翻譯詮釋「法」字而繼續探討辯證,時間彷彿穿越到先秦。
請假到美國講學,有些在新加坡的行政任務還是不能假手他人。只要有網路連結,天涯海角都能辦公,也就沒有理由脫逃。通常回到住處是晚上7點半到8點,新加坡時間是第二天的上午10點半到11點,正是開始公務忙碌的階段,手機陸陸續續傳出收到電郵的示意聲。有人說:"電郵就是人家交給你的待辦事項。"是的,輕重緩急雖然可分,無法任意忽略的性質是相同的,特別是指定某日期之前回覆或處理的要事,總令我因為時差而緊張,不能根據美國時間,否則可能耽誤了。
有時睡夢間被手機響起的訊息驚醒,恍惚中不知身在何處;不知當下時間。我想把手機調整成靜音,又擔心聽不見早晨的鬧鐘,影響了第二天的工作。就這樣,我生活在美國時間,兼顧數萬哩以外的事務,我的美國時間,真是情牽太平洋啊!

部分內容刊201851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8/05/05

漢學家的性.情.中.人



1990年代我在台灣的學術機構任職時,日本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來研究所演講,談他對胡適的紅顏知己韋蓮司女士(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1885-1971)的調查和兩人書信往來的內容,那些書信主要收藏在美國康乃爾大學。
我聽了藤井教授的演講,心中很是困惑,也受到啟發。我困惑的是:這是不是在講胡適的「八卦」、「桃色故事」啊?我雖然不是崇拜胡適的「粉絲」,語文課本裡為盡孝道,不迕逆母親的包辦婚姻,和文化水平、志趣愛好迥異的江冬秀白頭偕老,犧牲個人「幸福」的「 好丈夫」形象如此巨大;他1962年猝逝的地點「蔡元培館」和我的研究室距離不遠;蔣中正送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被「公認」是相當貼切的一生論斷,怎麼,有「不倫」的「地下情」?
如果只是揭發過去不為人知的隱私,「還原」一個「有血有肉」的「完整」胡適,會不會像我以前寫的文章〈扒糞的文史研究〉裡懷疑的:
「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倘使研究對象的「風月情事」與學術無關,發表出來,是不是只為了滿足個人的偷窺慾呢?
藤井教授的文章〈戀愛中的胡適─美國女友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與中國現代化理論的形成〉解答了我的部分提問。我也才明瞭史料和考據的研究方法不僅是古典文學的基礎,也適用於現當代研究。
是的,而且後來得知胡適的情人不只韋蓮司,近日捧讀陳毓賢老師(Susan Chan Egan)的大作《寫在漢學邊上》─哇!胡適的情史洋洋灑灑呢!
在台灣初識毓賢老師,我大剌剌地叫她「蘇珊」,她那天戴了一頂寬邊草帽,坐在我研究室的綠皮沙發上,被對面大片玻璃窗透進來的光線照得皮膚黑亮。可能因為她來自美國加州,我想像她戴著這頂帽子在自家庭院裡養花蒔草的模樣。她說1960年代從菲律賓到台灣讀師範大學國文系,想到三年級要修聲韻學課,唸完大二就畏懼「逃跑」到美國了!我們同時笑出來,她的笑聲尤其爽朗天真,中氣十足。坐在一旁的先生艾朗諾教授(Ronald Egan)比我們兩女子斯文,笑得很靦腆。
蘇珊後來唸了比較文學碩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她寫《洪業傳》,洪業是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創辦人之一,精研杜甫詩,我在台灣大學的研究生圖書室用過他主編的《哈佛燕京學社漢學引得》。(後來一查,洪業還擔任過南洋大學校務委員)。
聽到蘇珊的新著書名《寫在漢學邊上》,我馬上聯想到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和楊絳的《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艾朗諾教授正是錢鍾書《管錐編》的翻譯者。蘇珊說她是漢學的「票友」,她寫的是親炙和感受漢學家的點滴。我知道她花了七年的時間蒐集整理韋蓮司的資料,和周質平教授合著“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and Edith Clifford Williams,已經是胡適研究的專家。
《寫在漢學邊上》裡描寫的人物,除了胡適和洪業,包括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物理學家高叔哿和語言學家嚴倚雲(嚴復的孫女)夫婦、語言學家趙元任與醫生楊步偉夫婦以及女兒音樂學家趙如蘭、明清小說專家韓南 (Patrick Hanan)及其夫人安娜、蒙古學家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韓裔比較文學學者方志彤、中國史學者富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文字學家司禮義(Paul Serruys)、曾任燕京大學女部主任的桑美德(Margaret Bailey Speer)、英國貴族,曾經經歷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的燕京大學教師林邁可(Michael Francis Morris Lindsay),以及他的學生妻子李效黎…等等,他們學養豐瞻,人生精彩,每一位都值得大書特書,寫成傳記留世。
蘇珊用嚴謹的學術態度處理材料,再用流暢直白的語言訴說這些人的故事,時而穿插她與書寫對象的互動與回憶,從她的視角觀察他們在學術史、教育史、現代史的位置,讀來親切有味。
就著加州的午后暖陽,我坐在寓居的房舍後間,聽著風聲鳥鳴,閤上讀完的《寫在漢學邊上》,想到的是「性.情.中.人」四個字。這四個字可以概括書裡的人物和全書主題,他們的個性/情感/慾望/中國因緣/人生。
大腦分泌的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引發激情快樂,內啡肽則促進愉悅和親密感覺。過去我只曉得多巴胺和荷爾蒙,現在我想:胡適和韋蓮司的五十年情誼,是彼此都充盈著內啡肽吧?
人生,但求知已者;只不過,剛好對方是異性。

部分內容刊20185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8/04/21

在斯坦福大學聽馬英九演講

馬英九 Stanford University 演講會場(衣若芬攝)



剛到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又譯史丹佛),就有老師告訴我,411日馬英九要來演講。
「講什麼?」「為什麼他來演講?」「誰邀請的?」學者的職業病經常發作,尤其是這種非同小可的事情。畢竟,他是台灣的前領導人,執政8(2008-2016),他的政策具有影響力,對於像我這樣長居國外,不時跨國旅行的人來說,外交方面的建樹是直接受惠者。相較從前繁瑣又昂貴的簽證手續及費用讓我望而卻步,如今通過長堤,越過柔佛海峽,就能「偷得浮生半日閒」,出境到馬來西亞一遊,方便多了。
「台灣面臨的三項挑戰:經濟、兩岸關係及民主」,馬英九的演講題目並不意外,也很容易想像他做為卸任的執政者,不免將個人與行政團隊的成績單對照當前的台灣情況。「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會期待馬英九在美國談台灣問題,能發出什麼「一鳴驚人」的言論嗎?
上網報名時,我想到的是:我好奇主辦單位Freeman Spogli Institute(FSI)如何執行這個活動?馬英九如何展現自己?參與的聽眾如何反應馬英九的言論,提出怎樣的詢問?
報名成功後,很快收到電郵回覆確認。活動前一天,收到提醒的電郵,演講在下午5點,415分開始報到,需持有效身份證件,並遵守現場規定。Hoover InstitutionDavid and Joan Traitel Building去年才落成,裡面的Hauck Auditorium能容納400位觀眾,顯然供不應求,445分如果沒有完成報到,座位將開放給後補的人。同樣的電郵在活動當天又收到一次。
會場就在我的辦公室旁邊,幾步走到。工作人員把報名表放在鋪紅巾的桌子上,依姓氏的字母順序分別設置四張桌子報到台。
等待進場時,台灣一家電視台採訪我,問我對馬英九演講的看法。我說我還沒聽呢!哪有什麼看法?記者又問我:台灣僑委會把「華僑」改稱「僑民」的意見?我說我沒有意見。他拐彎抹角似乎要我表什麼態度,比如有什麼目的啦?沒有「華」字的話,有什麼政治預期啦?我也接受過新加坡、印尼和中國大陸的記者採訪過,初次碰到這般台灣記者作風,真不曉得是否是特例。
講座主持人法蘭西斯•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說,他去年到訪台灣時與馬英九見面,提出邀請,言簡意賅,請馬英九開始演說。所謂「名校」,就是在校園裡能遇見你讀過的書的作者吧。福山指出的「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發人深省,他對中國崛起和台海局勢的分析也很受人矚目。
馬英九清唱了一小段Tony Bennett"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回憶他47年前初訪斯坦福大學,連繫他和斯坦福的緣份。他從「太陽花學運」談起,對於占領台灣立法院的學生被判無罪不以為然。關於能源,他質疑"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施行,認為重啟深澳電廠不是明智的決定,會造成空氣汙染,而且成本很大。「轉型正義」、「國民黨黨產」、「九二共識」諸問題,他都對現在的台灣執政當局提出了批評。
現場聽眾以青年居多,也有幾位我在斯坦福的學生。坐在我前排的,每當馬英九談到兩岸事務,他們三位就舉起手機拍攝(雖然主辦單位電郵裡聲明不可拍攝)
在演講開始之前,主辦單位發給聽眾鉛筆和卡片,書寫提問,然後統一收回。我關心的是台灣在全球化環境中的國際處境,沒有被對談人戴蒙教授(Larry Diamond)選出。問答環節比較集中於民主議題和兩岸關係,馬英九舉了《三國演義》和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97)的小說《最後一課》為例,強調兩岸和平,以及交換學生互訪,加深彼此認識的重要性。
2015年馬英九與習近平見面時,繫的是象徵國民黨的藍色領帶,我在210日文圖學會的演講「尚衣流:張開文圖學的眼睛過生活」中,特別討論過兩位先生的服裝語言。在斯坦福,馬英九繫的是紅色領帶。戴蒙教授最後笑著問他:這是Crimson(馬英九的母校哈佛大學代表色)?還是Cardinal(斯坦福大學代表色)?馬英九沒有直接回答,大家看看他那天的照片,就能領會他的用心吧。
1912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1996年,亞洲第一個實踐全民直選總統的地方…在美國,聽到學者這樣描述,心中烘烘然。我走出會場,在細雨驟寒的校園裡,朝車站狂奔。

20184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8/04/07

繪情書



A:

B:
A:

B:


故事一
情人節的晚上,手機接收到了排成愛心型的玫瑰花。我看了又看,「一幅畫勝過千言萬語」,我明白他的心意,回覆他一個害羞的微笑。他傳來雙手合十的圖案─「拜託!嫁給我吧!」我感動得笑中帶淚。

故事二
加班到晚上快9點了,稍微喘息,刷一下手機朋友圈。怎麼?今兒個是情人節?糟糕!我壓根兒給忘了。她一定特不高興。趕緊蒐了個愛心型玫瑰花的照片寄上。果然,她笑得很勉強。我馬上陪罪:「抱歉!原諒我這一回吧!」沒想到她更生氣,放聲大哭起來。

故事三
第一次收到男生給我愛心型玫瑰花照片,心裡小鹿亂撞,感動得要哭!可是…還是矜持一點,別太直接表露我的情緒,我回覆他一個含蓄的微笑。他打鐵趁熱,雙手合十,要我們一起加油!嗯,是的,我會努力!我破涕為笑,只要和你同行,人生甘苦共嚐。

故事四
什麼情人節,商人製造的花錢日子。晚上太無聊,給手機裡幾個可能有意思的女人發了玫瑰花照片。B回覆我曖昧的笑臉,這就對了!我們今晚合體吧?她大方地笑了。

故事五
一直想找個機會讓上級女主管看到我的表現。情人節?送個玫瑰花照片好了。她表示領情了。我雙手合十道謝,謝謝她的栽培,以後多多提拔啊!她竟然回說我很搞笑!我今年的升遷可還有希望?
*****
許多年前,收到一封影印的情書。是的,在那花樣年華,收到情書,而且是紙筆手寫的情書,很正常吧?「不正常」的是,對方寄給我的,竟然是複本。
嗯,當然是裝進信封裡,寫好我家地址,老老實實貼滿足額郵票的信件。信裡沒有寫我的名字。我讀了又讀,他談到的,的確是發生在我們之間的事情,以及感受和傾慕,以及,提出約見和交往的請求。
知道電話號碼的,寫信畢竟比較浪漫(我猜);還有,假如被拒絕也比較不尷尬(我猜)。但是我猜不出,他為什麼要寄影印的信給我?這封信印了多少份?分別寄給了多少女孩?
所以我反覆看,反覆看,信的內容是否可能也發生在別的女孩身上?他大可以再抄寫,寄給別的女孩啊?這樣花心偷懶的男生,我才不會被他打動!
我想,我回信時也用影印件寄給他,問他為什麼不給我「正本」?
不過,「複本」等於「不專情」的先入為主印象,讓我的好奇心變成厭惡。終於忽略了這個人。
許多年之後,不期而遇。我幾乎忘了他,他絮絮說起舊事和舊友,哦哦!縫合記憶拼圖出現的,是那封影印的情書。
再見,也許,再也不見。
影印的情書早已經不見,情書的寄件人早已經忘了當初為何給我「複本」。他說,可能不小心把複本裝進了信封。
我問:「那麼,你沒發現原件還在家裡嗎?」
他遲疑著。
「該不會…」我促狹著說:「你那時copy了好幾份,亂槍打鳥,看看誰會被你打中吧?」
他突然滿臉通紅,瞪大了眼睛望著我。
哎!我這突兀的言行,可把那封影印情書裡的優雅形象一掃而空。
今年情人節,收到愛心型的玫瑰花照片,溫暖喜悅。曾經那麼執著介意「複本」的我,完全忘了手機裡的玫瑰花連「複本」都不是──不是花的「卡片」,而是虛擬的圖影。「盡在不言中」的繪文字(emoji),究竟是考驗我們的認知?還是試探我們的默契呢?
故事六,你可以再繼續寫下去。


2018年 4月 7 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8/03/24

魯迅.柏楊.李敖


魯迅、柏楊、李敖,這三個名字讓你聯想到什麼?
大師?政治犯?知識份子的良心?
318日李敖去世,當天下午接到《聯合早報》的採訪電話。不久,廣播電台和電視台也來邀約,要我談李敖。從未到過新加坡,卻在2005年訪問大陸時說新加坡人笨,李敖讓新加坡人不能服氣,想當然爾。他的死訊引發新加坡媒體關注,有些超乎我的預期。
2008年柏楊去世時,我接受過新加坡電視台的專訪,還提供了幾張柏楊曾經被監禁的綠島「綠洲山莊」照片。談柏楊,我也想到了李敖,他們同樣由於政治問題入獄,出獄後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柏楊被時代洪流推向成為捍衛人權的鬥士;李敖積極反擊所有他認為的敵人。掛名柏楊翻譯的大力水手卜派(Popeye)漫畫被糾察說譏諷執政者,李敖表示:柏楊無心,也不敢「汙辱國家元首」。後來這位維護柏楊的「戰友」反目成仇,在他的帳簿裡增添一筆。
柏楊和李敖的「以筆為劍」前有所承,那就是魯迅。魯迅、柏楊、李敖都擅長寫作雜文,也都具有反傳統的批判精神。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針砭「禮教吃人」;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揭露中國人劣根性的「醬缸文化」;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譏諷成見陋規,影響了不同世代的讀者,尤其是和作者一樣帶有「憤怒青年」氣息的讀者。他們「語不驚人死不休」,痛快淋漓的「罵功」,既讓讀者有渲洩怨懣的效果,對於安於現狀、未思反省的人們,不乏啟迪之功。
魯迅、柏楊、李敖,憑藉他們各自的文字本領坐到某種「寶座」級的位子,我想到的是:是什麼促使他們被看見?被認識?擁有知名度和影響力?
其中之一的關鍵,是媒體。
中國現代文學的興盛,除了教育普及、白話文寫作,讓讀者容易接收作者的思想情感,獲得共鳴,重要的是刊載作品的平台,也就是十九世紀末開始大量開辦的報紙和雜誌。到了二十世紀初,隨著民國建立,更有創新的需求。1919年的「五四運動」,喚響追求新知和思考國家前途的呼聲。自由、民主、科學之中,最能夠得到認同的,莫過於「自由」。如果說「天賦人權」,自由是與生俱來,不需要門檻條件,對於嚮往自由的年輕人,自由的崇高價值甚於生命和愛情,鼓吹自由、踐行自由的作家,自然成為青年讀者的偶像。
魯迅、徐志摩、郁達夫等人,在婚戀情感方面都是身體力行者,而他們的偶像化過程裡,依靠的就是文字和刊載文字的媒體。他們把自己的人生經歷寫成供人羨慕或仿照的文本,經由報章廣為人知。有研究指出,魯迅從1912年到1936年的收入,平均每個月大約是國幣420元左右(約合現今人民幣15000),收入主要的來源是稿費和版稅。
柏楊晚年專事寫作,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稿費和版稅。報章媒體和出版事業養活了作家,和作家共生共存,共同塑造了作家的形象。讀者經由閱讀文字想像作家風采,保持和作家文字「若即」、本人「若離」的關係。
李敖的自我經營因應時代的媒體變化而有明顯的自覺意識。他從文字背後的作者,躍上電視的「名嘴」,觀眾看到的─紅色夾克加深色眼鏡的李敖「標配」,使他有清楚的可辨識度。他表演意味濃厚的「拿出證據」動作,以及揭密式的陳述、嘻笑怒罵的語彙,特別讓剛接觸這種「出格」招術的大陸觀眾覺得新鮮有趣。
所以,從文字和從視頻裡感到的李敖便不盡相同,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間點閱讀/觀看李敖的人,反應有所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魯迅和柏楊沒有李敖的視覺媒體機會,即使都揮舞著文字刀筆,畢竟無法施展嘲弄、炒作、操控媒體的力道。
李敖說魯迅在大陸被過份炒作;在他的電視節目裡為批評「新加坡人笨」緩頰,反被指為愈描愈黑…至於他的小說《北京法源寺》「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查詢諾貝爾文學獎的正式的網站,交叉比對,立見分曉。互聯網媒體和大數據之於李敖的兩面刃性質,和魯迅、柏楊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師?政治犯?知識份子的良心?
俱「亡」矣。

2018年 3月 2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